安监总局:河北蔚县矿难致35人死亡
矿主瞒报2月
35人死亡，85天后真相曝光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发自河北蔚县)
荒野中，高墙包围着井口，铁门紧闭。
尽管这起矿难已被曝光，但守矿者仍拒绝任何外来者介入。“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让人来。”2008年10月底，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走进河北蔚县李家湾矿井时，两个从警车中走出的男子呵斥道。
7月14日，这个矿井私藏的5吨炸药被意外引爆，官方认定35名矿工死亡。事发后，矿主李成奎打通了诸多环节，一度封锁消息85天。
“包工”式用工 矿工周庆华，是亲历这起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并幸存者之一。今年5月，他在重庆老乡周兴海的联络下，来此成为矿工。
周庆华和妻子的宿舍被安排距离矿井2里外的一片屋棚中。从矿井走向家门口的路上，需要经过养着十几头骡子的牲口圈——那里臭气熏天。
这位矿工刚上班没几天，59头骡子在矿井里干活时被巷道内的废气毒死了。但这些牲口死亡没引起矿上任何人的惊诧和紧张，“他们都麻木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周庆华的妻子魏彩云说。
“下井几乎没有带过自救器，有人听都没听说过，放在他面前都不会用。”周兴海也意识到危险，但现实就是这样，“矿上就没几台自救器，给谁用不给谁用呢？每次下井就是拼运气。”
与每月3600元的薪水相比，危险很容易被忘记。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矿工们更不会在乎什么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名词。尽管在3年前，河北省就已经规定所有煤矿必须与从业者签订劳动合同。当时，河北的煤矿工人中80%为农民工，其中三成又处于流动状态中。矿主和工人签订“生死状”并不稀罕，而在不少矿难中，企业连一份完整的工人名单都拿不出来，使得救援时不知道矿井下到底有多少人被困。
所以，能了解矿工情况的只有矿主和包工头。在李家洼矿，周兴海是其中的一个小包工头，像周庆华这样的“嫡系人马”，他有20多个，全部来自重庆。另一个势力较强的小包工头是罗红生，也带了20多人。
在周兴海的记忆中，矿上时常有新人来，却不知道老工人何时离开。
经常是这阵子缺人手了，就通过老乡朋友拉几个人来，“啥也不懂，居然有人叼着烟就下井。”周兴海抱怨到，“井口那些跟班管理人员总是粗心，不管下井人的死活。”
2008年7月14日那个早晨，矿工周庆华出门上班时，周兴海还躺在被窝里。他要带3岁的女儿——这让他逃脱了死劫。
早班从凌晨5点开始。周庆华与樊兴奎、李文兵等人在5号煤层干活。
这是蔚县分布最广最有规律且煤质最好的煤层，距离地面约500米，从井口乘坐升降机，只需三四分钟就可达到这一层。在它的上面，依次还有7号煤层和9号煤层。矿工杨有彪和另外几名矿工，正在7号层里忙碌着。下井前，按照惯例，所有当班矿工都聚在矿部办公室里开安全生产例会，“但基本是老生常谈。”周庆华说。
当天，一个名叫“小鹏”(音)的人负责登记下井人数。但直到今天，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老板炸塌矿井? 大约上午10点，周兴海接到矿上的电话。当他赶到矿部时，井口冒出的浓烟让他大惊失色。
矿井里堆放的5吨炸药燃烧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烟雾覆盖了整个巷道。
7号层都是周兴海带过来的人，当时有5个——张兴中、杨有彪、张代江，还包括熊光荣和熊光军兄弟。
人们都围在井口跑着、嚷着，但谁也不敢贸然下井。周兴海向矿上救护队求援，但无济于事。没有人可以解释原因——矿主宁愿出事后用钱摆平一系列关系，却不愿完善救援设施。“所谓救护队，也就七八个人，氧气筒也不够，只能轮番背着下去。”周兴海说。
下去的救援人员在浓烟弥漫的巷道里摸索了一阵，不得要领，很快上了地面。而当他们人拿着氧气筒再次下井时，已经隐约能看到很多人死在逃生的路上——或者相叠着躺着，或者侧身蜷缩。
大约11点，隶属蔚县煤矿管理局的又一队救援队员，背着专业设备来到现场。包括矿主李成奎在内，大约有30个人在参与救援。后来，警察也来了。但此时，7号层和5号层里都没了声响，“都死了，除了周庆华。”他的哥哥周江华说。
事后，没有任何参与救援者向外界主动透露死亡人数的问题，虽然，他们也许最清楚当时有多少矿工没有生还。
目前尚无证据这些瞒报者接受了矿主的贿赂，但类似乏力甚至存在猫腻的救援，曾在很多矿难中出现。比如2005年山西宁武“7·2”矿难中，忻州市矿山救护大队自上而下参与瞒报，并收取了大约80万元的“封口费”。
蔚县当地多位熟悉煤矿的内部人士说，事发后，李成奎等人在尚未确定井下是否还有生存者的情况下，用炸药炸塌井口和井架，试图造成该事发井是废弃井的假象。国务院“7·14”调查组组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彭建勋在事发后明确表示：矿主“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
而在大量蔚县当地居民中，一个普遍的疑虑是：会不会还有遇难者遗体藏匿在事故井中？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向蔚县县委宣传部求证，该部副部长高占俊和新闻科副科长韩德均拒绝采访。随后，记者前往国务院调查组驻扎此地试图联系采访，一位名叫周建军、自称是张家口市宣传部官员的男子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其间不便接待媒体。
异地火化 14日下午，家属们获悉了噩耗。年轻的女人们哭着跑向矿井，结果被拦在大铁门外。
杨有彪的妻子刘邦贵看到不停有尸体从井口抬出来，用油皮纸裹着，直接装进等候着的三轮机动车拉走。事实上，最早的尸体被挖出是在下午1点多，“根本不停留。”刘邦贵说。当时她们这些情绪激动的女人，几乎都是哭着瘫坐在地，手扒着铁门栏杆，雨还在下，地上形成一个个黄泥塘，抬着尸体的工人急速而过，泥水被踩得四溅。
刘邦贵不知道自己男人的尸体要被送到哪里。她哭着要见丈夫最后一面，一名工作人员冲她吼：“现在哪有时间让你看？明天领着骨灰回老家吧！”
此时，矿主李成奎等人已经做出了“应急方案”，同时联络好相邻的阳原县和山西广灵县的殡仪馆——两地距蔚县均在50公里左右，直接火化送过去的遇难矿工尸体。这一点，国务院“7·14”调查组组长彭建勋予以了证实。
蔚县及周边的县市一直保留着土葬的习俗，但事发后的几天，殡仪馆不再如平日那般生意冷清。
《中国新闻周刊》致电阳原县民政局询问情况，一位工作人员称：关于矿难瞒报的事他们一概不知。但国务院调查组披露，多名殡仪馆的负责人在协助调查。
“异地处理尸体，是为了隐瞒死亡人数，或减小事故的严重程度。”一位安监官员说。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2004年6月，同样在河北，邯郸县鸿达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12名死者被异地秘密火化，矿主对外称死亡1人；同年11月，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宏兴煤矿事故，矿主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段。更为恶劣的毁尸发生在2002年的繁峙矿难中，6具遇难矿工被抛在废弃的窑洞里，洞口被尼龙袋堵住。
但在蔚县矿难中，矿主让几名本地矿工的家属领回了亲人遗体。
遇难者郑广权家住蔚县白草村水裕乡。据参加其葬礼的村民王俊武说，一口硕大的棺材摆在死者家里。此外，死去的跟班矿长和瓦斯员——一个胖胖的大个子，都是本地人。
“本地人的尸体不好处理，这也是矿主不愿意招他们做工的原因。”一名曾经的蔚县矿主说。
巨款摆平死者家属 看到聚在铁门前的矿工家属越来越多，李成奎决定把他们转移开。
这项工作由包工头周兴海完成，他与遇难者同乡的身份发挥了作用。一干家属分乘6辆小轿车，前往蔚县旅游宾馆。
这家宾馆的一楼全部住满了，二楼也挤满了人。两个人一个房间，但彼此不让交流。事发当晚，李成奎就到了宾馆，问哪些人愿意私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私了。”周兴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次日，李成奎把家属分散到各地，“就是各个击破，住在一个宾馆，好歹还能通通气。”刘邦贵说。
当魏彩云被几个人带着前往大同第三医院看望丈夫周庆华时，刘邦贵等人分别被带到阳原和广灵等地，继续谈判赔偿事宜。在宾馆暂住的一个多星期里，所有人都享受着“想吃就吃，想喝就喝”的待遇。
“老板想和哪位矿工家属谈判，就会让我去联系，然后他们单独谈。”被派往广灵的周兴海说。
重庆市永川区仙龙镇大磨子村支部书记陈勇，曾陪遇难矿工周秩明妻子王成贤一道前往处理赔偿事宜。他们在大同火车站下车后，被人带到了阳原县一个旅馆住下。当时陈勇很奇怪，为什么不直接去事发地蔚县？“赔钱了事，不要追责。”陈勇说，“这是对方的主要意思。”
国家规定：每个矿工死亡后的赔偿数额是20万元。但李成奎起初开价37万元，陈勇事后回忆，“考虑到周家比较困难，后来把赔偿提到了40万。”
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赔偿款最后定在41万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王成贤想见遗体最后一面的要求被拒绝。
安抚好手下遇难矿工的家属，周兴海很疲惫。他回到矿上后拿到了1000块钱，算是车费。
巨额的赔偿似乎起到了封堵消息的作用——10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遇难矿工郑广权家时，已看不出任何丧事的迹象，大门上也并未按照风俗贴上白纸联子。郑家大女儿不停对记者说：“你走吧！我们要好好过日子。”
另一位已知的蔚县遇难者田正是白乐镇人。记者前往采访时，其母承认儿子在李成奎的矿上干活，但否认死于矿难，并否认收了巨额赔款。
与对死者家属的态度不同的是，矿方对矿难幸存者周庆华显得相当冷漠。在事发的3个月内，一共为其垫付医疗费3.5万元。但伤者的情况很不乐观，为此，其家人又举债3万元。由于难以负担治疗费，处于痴呆状态的周庆华被接回了重庆老家。
参与瞒报的官员和记者 “7·14”矿难曝光之前，在当地人眼里，李成奎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张家口市工商联副主席、蔚县工商联副主席，并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他还是张家口市政协十届委员，类似的荣誉和政治资本不胜枚举。
而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所有曾经红火的国企都关张，所以，矿山几乎成了成为县城唯一的经济命脉。开工期间，成群结队的矿工穿着沾满煤渣和油脂的深色工作服穿梭于此；如果停工，大量失业者和游民聚集在矿区，趁着夜幕抢劫——这已成为蔚县的顽疾。
“煤矿就是这座县城的心脏，一停，整个县城的血脉似乎都难以流动。”蔚县一位老干部说。所以，在这里为官的人，如果不重视扶持和保护大大小小煤矿的经营运转，处理好与煤矿老板之间的关系，很难在此顺利为官。
所以，李成奎和县里的领导关系密切，这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何况，除了拥有几处煤矿外，这个老板还承包了蔚县第一大旅游胜地——空中草原风景区，他还拥有一座水泥厂。
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出事的这个矿井，今年6月份，正是奥运前夕，蔚县全县私营煤矿都被要求停工歇业，但李成奎的这座煤矿依旧运转，遭到县煤炭资源局的查处，理由是证照不齐。这得到了此次调查组的证实——李家湾矿开采于2004年，没有办理安全许可证、矿产资源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矿长证等相关证照。煤炭资源局的一位官员去贴封条时，李厉声说道：“你敢贴，我就敢扯下来！”
僵持半天后，那个官员憋着一肚子火离开了。当晚，他去找县一位主要领导诉苦，结果等他到那位领导办公室时，李成奎正坐在那里。
国务院“7·14”调查组组长彭建勋在此次矿难曝光后表示：蔚县政府、国土资源局、蔚县煤炭工业安全管理局、蔚县公安局等机关对李家湾矿井的非法存在，都存在失职渎职问题。张家口市相关部门同样负有责任。
在目前官方初步的调查结果中，李成奎的“本领”逐步浮出水面。为了逃脱关闭，他私刻公章、伪造协议，企图把事故井混为国有的蔚州矿业公司的一部分。同时，他行贿市国土资源部门有关负责人，下文将关闭事故井的责任主体由蔚县政府改为蔚州矿业公司。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矿难发生后，为了摆平各路关节，李成奎出资2000万。同时，他向另一位矿主借了巨款打点各路关节，但被指借钱的矿主不愿承认这一点。
“一家出事，千家破财”是私营矿主之间的潜规则。由于政府处理矿难的结果必有一条，要求当地所有小煤矿停产整顿数月以至半年，没出事的矿老板自然也寄希望于出事的老板隐瞒成功，自然会送来金钱，以解难兄难弟“燃眉之急”。
而在“7·14”矿难之后，嗅觉灵敏的各路记者闻风而来。但当他们散去之后，有关矿难死亡的真实人数仍被隐瞒。国家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披露：多名记者在此次矿难后收取了红包。
蔚县当地两位曾经的煤炭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几乎一个煤老板手上都有一份记者名单，每逢遇到事故，就依次打点。此次“7·14”矿难，李成奎手中也有一份名单，凡在册者，均收取了李家派发的红包。但具体名单，官方尚未公布。
第9个记者节到来前，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惹眼。何况，有媒体又曝光了山西省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后“真假记者排队领红包”。9月24日、25日，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封口费”。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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