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报业改革 出版单位面临“生死局”

　　用经济的方式做意识形态工作，被认为值得借鉴；柳斌杰曾说，不应该过分夸大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变革动议贯彻高层意图

　　最近的一系列信号显示，2008年可能成为中国报业改革的关键年份，而报业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地带。

　　目前，相关管理机构已经释放信号：一些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报社如被确定不符合相关考核，将被主管部门用行政手段收回其刊号，一批报纸将可能由此真正”死亡”，而上述被收回的刊号或将被转给经营状况良好的报业集团。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接受其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称，要完善新闻出版业的退出机制，使得新闻出版单位要“有生有死”。

　　“看得见的手”会让谁退出

　　发表于1月2日的对柳斌杰的访谈，被业界认为是新闻出版总署在今年厉行相关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宣告。

　　59岁的柳斌杰在去年4月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此前，身为副署长的柳已经因其一系列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发言蜚声业内外。

　　他在上述访谈中说，要“通过评估等级、年检、诚信记录和两个效益的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做到生死由业绩和市场决定。通过市场的方法淘汰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报社、刊社、出版社，解决‘优不胜劣不汰’而造成的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官员说，上述政策也是贯彻高层有关领导的思路。

　　该官员同时解释说，柳斌杰的上述表述中，关于通过“市场的方法”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市场方法”并不相同。

　　“普通企业因资不抵债一般通过申请破产退出市场。但在新闻出版业，特别是报纸期刊领域，因为刊号是稀缺资源，一些新闻出版单位就算亏损很严重，甚至长期休刊，也依然把刊号攥在手里，想靠其自行‘摘牌’是不现实的。所以，我理解的‘通过市场方法淘汰’是指行业主管部门用市场的指标体系对不同类型的报刊进行综合评估，对未能达到报刊出版的最基本条件者，将通过行政手段强行让其退出，收回刊号。”

　　新闻出版总署从2003年以来建立了新办报纸的准入制度，新批准的报纸将被要求提交报纸出版可行性论证报告，总署在确定其有发展前景的前提下才会批准出版。而这次，则强调了退出机制的完善。

　　“市场”如何进入“敏感地带”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出版了1938种报纸，普遍观点是，这些报纸中能够在公众中进行有效传播并具有良好经营状况的比例较低。

　　上述官员说，要促进报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就要考虑在刊号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让运营良好的新闻出版单位有机会扩大实力，增加其出版资源，“由此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批报纸、期刊，这实际上也是总署长期考虑的一项工作”。

　　柳斌杰在访谈中说，要“盘活新闻出版存量资源，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支持有实力的报刊社和出版集团发展壮大”。相关官员说，“让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是指新闻出版总署会将那些收回的刊号通过科学合理的机制转给发展良好的传媒集团。

　　上述政策的关键点是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市场评估指标体系，以确定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新闻出版单位会被要求退出市场。柳在访谈中也说，2008年要实施出版单位评估办法，制定报纸、期刊、图书出版社、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等的退出制度实施办法。

　　南方周末接触的相关官员说，上述标准正在制定中，但具体政策出台会相对谨慎，“包括在设计评估指标的时候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

　　因为大部分报社属于事业单位，这也要和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整体步骤相结合。“报刊退出机制的实施将会分阶段逐步推开，首先要让一批长期休刊、已经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报刊退出市场，而对仍在出版的报刊，将在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后再进一步推行。”

　　该官员提醒说，近年来报业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推进报社的改企转制，即除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以及少数承担公益性出版任务的报刊外，其它报刊要转制为企业，转成企业以后就要遵循企业法和破产法的规则。

　　“通过改革，大部分报刊单位将整体转为出版企业，出版企业的业务既包括广告、发行等经营业务，同时也包括新闻采编等出版业务，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而对于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刊，也需要将经营性资产从出版业务中剥离出来进行市场运作。”

　　柳斌杰的访谈中同样提到，要“打破垄断经营和地区封锁、条块分割的局面，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流通、大市场体系”。

　　“意识形态”与“宣传”

　　中国目前虽然组建了39家报业集团，但是报业集团间实力差别很大，而且又分散在各个省份和城市，并没有形成几个大的传媒集团的概念。

　　“这种格局肯定要逐步打破，现在一些比较好的报社在原有的地区已经相对做到极致了，从行业发展需要来讲，政府肯定要为这些单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上述官员说。

　　值得注意的是，柳亦谈到对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相关看法，指出十七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把文化放在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去思考，打破了原来只把文化当作宣传的附属品对待的局限。”他说，“用经济的方式做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值得借鉴的。”

　　他在2004年7月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新闻出版产品“进入市场它就是商品……没有市场何谈阵地？所以不应该过分夸大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

　　而在2003年，柳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出新闻出版战线要“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并强调，“三贴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闻出版部门的具体体现。为此特别强调，“新闻与宣传”的不同。

　　柳斌杰在去年底的新闻出版总署学习十七大精神的会议上亦曾声明要敢于触及旧有的体制和既得利益，并警告说不少单位对于改革还处于等待、观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