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债务几乎都无法追回了，剩下的10％，平均追回率也只有50％。因此三家中国企业平均70％的债务追回率很不容易了。
其实，刘海善干上这行，就是因为他在2006年接触到三家知名美国企业破产案时，看到中国出口坏账明显增加的隐患。三家破产企业中，LG美国子公司的名气自不必说，Oneida也是拥有150年历史的家居大牌，美国电影里的烛台、银具几乎都来自Oneida，GHP则是在美家喻户晓的厨具品牌销售商。而且，债权人也常常位列行业龙头。GHP破产案中，被拖欠货款的企业就包括国内厨具业“老大”苏泊尔。
就在本报截稿当天，记者又收到刘海善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包括美国著名电脑品牌商Gateway在内的母公司MPC Computers刚刚申请破产，债务总额高达2.78亿美元，江苏某知名IT企业将因此担上约720万美元的无保障债务。
中美律师组成追债大联盟
在中国，讨债并不是新鲜生意，不过多年来，国内讨债公司大都只从事国内业务。但随着做外贸的中国企业飞速增多，国外追债业务的市场也大了起来，从事相关业务的多为律师事务所、商务咨询、调查公司。
上海信诚律师事务所的姜涛律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对于中国律师而言，处理海外追债案件，跨国司法合作至关重要，信诚律师所就与美国部分律师所成立了追债联盟。
办理中外追债业务的费鸣律师也坦言，当年留学澳大利亚攻读法律硕士时建立的海外关系，给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作为清华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费鸣从2006年开始办理跨国追债业务，凭借遍布全球的律师人脉，费鸣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律师所、专业追债公司都结成了合作联盟。
2006年注册于纽约的美中资产管理公司，也与6家不同规模的美国律师所联合建立了中美追债律师团队，接案律师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对接案律师有三条要求，一是在相关行业从业10年以上；二是要对中国友好，富有正义感；三是能承担风险，先追债，成功收款后再按比例提取服务报酬。”刘海善表示，因为有些案件虽胜诉或协商赔款，但收款成果不佳，“这也是美国绝大多数的律师都要求提前拿到服务费用的根本原因。”
讨债过程多艰辛
“没有容易的案子，都很难。”费鸣这样形容追债之艰辛。
通常情况下，追债公司先调查债务人的欠债原因及还债财力，并将证据搜集齐备，与债务人沟通。如果债务人有意协商还债，欠款则由庭外解决收回；而当这种做法行不通时，就必须经过法庭诉讼程序。不过，如欠债的公司已在国外宣告破产，或已关门，债务就很难追回了。而且，如果债务发生超过6年、债权人方存在偷漏税、故意改换产品名称及产地来源、仿冒专利产品等情形，或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和出货时间差错等，追债也会困难得多。
“旅行社的债特别不好追，口头协议多，取证太困难，实在很难接手。”刘海善无奈地表示，这些案件的规模动不动就有几十万美金之多。
此外，追回的欠款常常要打折，刘海善最近处理的一桩案件中，一家美国进口商便以六折向中国债权人分期支付了30万美元的欠款。而在他看来，这样的企业已经算“厚道”了。
即便得到了大部分欠款，债权人也要按照约定付给追债公司高额佣金，一般情况下，占到讨回金额的30％至50％。虽然国外不乏收费在10％至20％的追债公司，但他们主要靠“骚扰战术”办理业务：不停打电话、发邮件，当债务人不予理睬时，这招就不奏效了。
出口企业应该“留一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的外债发生率在全球都处于较高水平。商务部研究院院长柴海涛今年9月指出，中国外贸企业国际业务的坏帐率高达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发达国家的10到20倍，每年的出口都要新产生300亿至350亿美元坏账。
费鸣认为，这与中国中小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普遍偏低有关，经常被外债问题困扰的也多为中小型制造、加工、贸易类企业，这些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一整套系统、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
“追债是退路，防债是出路。”在刘海善看来，企业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防债。他建议，为防止债务发生，中国企业在将货物卖给外国企业时，要坚持签订订单、合同，并把发票、装箱单、提货单、质量合格验定书等保留5至6年。美国法律规定，一般不超过6年的欠款都在可追回之列，而且，出口企业最好通过货运部门拿到货物安全运抵美国以及购货方提货完毕的证明。
“中国企业还要建立‘良商’档案，在签下订单、合同做生意之前，获取购货商的相关资料。”刘海善认为，中国制造商或出口商应尽量在贸易发生前，要求美国公司提供或者通过其他公司得到进口方在国外注册的营业执照、信用报告和法院债诉记录，而这些资料在国外花少量费用就可以得到。(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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