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扩大内需十年没有突破 需从改革中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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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内需为何十年没有大突破？

　　■周正平

　　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央行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求经济保增长、社会保稳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最近在“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指出，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给新阶段的改革开放提出重大而迫切的课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缩减，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切实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稳定，从而走出一条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共同期盼。

目前，内需不足、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多年来，出口和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2007年的经济增长为例，出口、投资的贡献率合计高达60.3%，国内消费的贡献率仅为39.7%。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出口导向的路子很难走下去；随着高成本时代的来临，靠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实现低成本投资扩张的路子也难以为继。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选择。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为什么10年来并未有多大突破？迟福林分析说，这些年相关方面的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例如：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不计环境代价基础上的；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起来。

　　因此，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求出路。就是说，在短期实行以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的同时，中长期要更多地依赖改革，将扩大内需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机结合。

　　他建议，应当扩大资源环境投资需求与市场化改革。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2007年，中国在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4倍多，达108亿美元，如果放开能源价格，使其能够反映供求关系，新能源开发投资需求还会更大。2007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36%，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2000年1.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经济总量水平，当年在环境领域的投资额需要就可达到近4450亿元。

　　扩大社会投资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也十分迫切。迟福林分析说，新阶段中国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必然会大大提高公共领域投资的比重。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今后12年中，全国的投入需要5～8万亿元。由此看来，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如果未来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方面有重要进展，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会逐年明显增大。

　　迟福林认为，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改革也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72，农村为0.85。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85元，考虑到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因此，农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

　　保增长，还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迟福林在演讲中说，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放到“保增长”上。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注重宏观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需要标本兼治的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

　　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进程和实际效果。 迟福林分析说，以政府转型为目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实现政府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当前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财政增收压力有所增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减轻税负，应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