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规划”第二波

　　《瞭望》文章：“新城市规划”第二波

　　“我们的规划体系本是为了社会公平，可后来它却演变成一些僵化的规则，使我们忘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与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伴随着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也是趋于激烈的思想冲突。

当美国这个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不得不以金融的国有化来拯救跌入深渊的华尔街之时，10月31日，50个非政府组织的规划师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扬子江畔的镇江，出席全球规划师联盟大会，以他们固有的左派立场，把矛头指向了规划界的老对手——芝加哥经济学派。

　　“我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称作‘失去的二十年’，”罗马大学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彼得罗·伽罗（Pietro??Garau）在大会上发言，“在这二十多年里，在大西洋两岸，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信徒和芝加哥学派的推动下，政府不再被视为问题的解决者，它反而被当作了问题的来源。政府要越小越好，谁也不能妨碍了经济增长的事，社会福利被视作危险的陋习，有人说它鼓励了不劳而获、浪费、懒惰和犯罪。于是，只要私营部门能做的事，政府就不顾一切地放任不管，似乎消除贫困只能仰仗私营老板的腰包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可情况果真如此吗？”

　　联合国人居署官员保罗·泰勒（PaulTaylor）在大会上披露了一组数字：到2010年，全世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将从2005年的9.98亿增长到12.46亿，到2020年再增长到13.92亿。

　　“这是贫困的城市化。”保罗·泰勒说，“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可经济增长不能与之匹配。虽然人类一半的人口已居住于城市，每个月就会产生一个像河内、马德里那样的大城市，可问题依然严重。”

　　故事从1929年开始

　　规划师对芝加哥经济学派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不足为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成功地“绑架”了世界经济，并迫使政府以纳税人的钱将他们“保释”出来。一时间，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成为一大景观。“认为市场总是对的想法是疯狂的，”连一向鼓吹自由经济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杀了一个回马枪，“现在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了，公共权力干预金融运行的合法性已毋庸置疑。”

　　在英文里，规划与计划是同一个词。自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发表《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以“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理念开始“田园城市”的实践，现代城市规划的火种便呈燎原之势。但在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城市规划在西方遭到冷遇，在许多人的眼里，它似乎与那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计划经济”难脱干系。

　　故事可以追溯到1929年10月24日，突然来临的“黑色星期四”将整个世界拽入谷底，直至于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全美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无法兑现。

　　这之后，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如同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罗斯福新政”，后者通过巨额公共事业投资给大量失业者提供“以工代赈”的机会，成功地让经济死灰复燃，福利社会的价值观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罗斯福说。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寻找救世良方，不少人对资本主义感到绝望——在上世纪上半叶，把人类推入苦难渊薮的，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之前，人类还没有能力如此大规模地残杀同类。在左倾思想家看来，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对基于计划经济的福利社会充满向往，相信通过周密的计划就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加以最优的利用。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哈耶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凯恩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1944年出版了那本《通往奴役之路》，指出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了在和平时期建设个人自由，而是朝着极权主义的方向踏上了危险的一步。

　　哈耶克的挑战没有悬念，他很快就败下阵来。沉寂了30年之后，1974年，这位失意的自由意志论者“意外”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已走向低潮的凯恩斯主义和行将就木的苏联模式为他的获奖写下了注脚，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

　　“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次尝试。”哈耶克在1944年的激情表白至今仍让许多人回味，“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惟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就像19世纪那样。”

　　“我们的动力来自何处？”

　　然而，创造“自由世界”的尝试再一次遭到重创，市场并没有自动地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相反，在缺乏约束的竞争中，人类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2005年，全球规划师联盟宣告成立，次年，联盟旗下的13个国家级规划组织签署《温哥华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规划界专业人士携手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贫困化、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挑战。

　　“城市贫困将日益加剧，”《温哥华宣言》作出预测，“2002年，全世界3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变为45%～50%。”

　　“为什么一百年多前会出现规划这个行当？就是为了消除像贫困这样的问题。可在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像一百年前的英国那样糟糕。”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前任会长文森特·古得史塔特（Vincent??Goodstadt）在镇江呼吁规划师必须思考：“我们的动力来自何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规划承受了太多的责难，它成了一个被人们从四面八方猛烈攻击的目标，”彼得罗·伽罗回忆起40多年前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对城市规划的抨击，“我很尊敬雅各布斯，她留给我们富有洞察力的不朽著作，然而，也正是她否认城市规划的合法性，认为城市规划是由一群根本不懂城市是怎么一回事的技术腐儒制造出来的东西。”

　　1961年，简·雅各布斯以一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给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以致命一击，认为从霍华德开始，推崇以物质手段改造世界的规划师们，制造了更为祸害的社会问题——对贫民窟的改造使穷人被迫离开市中心，结果，贫困变得更加深重；规划师笔下宽大的马路、大而不当的绿地，成功地将城市瓦解为一碗毫无营养价值的稀粥；城市最为重要的品质——多样性，在大规模改造旧城的运动中，被推土机碾为齑粉。

　　从那时起，城市规划遭到了有系统的“清算”。“在‘失去的二十年’里，许多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在使用‘规划’这个词的时候都非常保守，后来，它们发明了一个委婉的说法来化解这个僵局，就是把‘规划’改称为‘城市管理’。”彼得罗·伽罗叹道。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成为规划行业的分水岭，这之后，城市规划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形态问题，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因素纷纷加入其中，这还远远不够——2006年，《温哥华宣言》甚至喊出这样的口号：“彻底改造规划！”

　　“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为什么要彻底改造规划？难道过去的努力还不够吗？”在镇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向与会的规划领袖发出疑问。

　　“我们的社会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频繁发生的灾难就是一种变化，所以，规划也需要变化。”加拿大规划师学会会长布莱克·胡德玛（Blake??Hudema）给出了答案。

　　“气候变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因城市发展而造成的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都迫使我们给出新的解决方案。”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长詹娜·奥尼尔（Janet??O’Neil）说。

　　“我们必须有所改变，”美国规划协会首席执行官范宝龙（Paul??Farmer）认为，“我们的规划体系本是为了社会公平，可后来它却演变成一些僵化的规则，使我们忘记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回归规划的原点。”

　　《温哥华宣言》向世人描述了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因日益频繁和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被驱出家园，环境难民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快速蔓延的都市区制造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祸首；城市将持续地为逃离冲突地带的人们提供避难所，并成为犯罪与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这些威胁叠加在一起，已构成一种全球性、系统性、可辨别的危机，可是决策者们依然我行我素，仍然假设城市发展是一种地方性行为，似乎自然灾害和城市动荡只是偶然之事。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实践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温哥华宣言》开出了药方——“新城市规划”（New??Urban??Planning）：“‘新城市规划’意味着未雨绸缪，意味着关注可持续性，意味着把人民、经济机遇和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这是规划能够在人居模式的创建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原因”，“传统的规划实践已跟不上城市变化的脚步。‘新城市规划’不是20世纪殖民政权向贫困国家灌输的无法催生现代化的物质规划或‘城镇计划’。变革、知识转换和能力建设必须赶上21世纪城市化的步伐。”

　　“新城市规划”的理念又在扬子江畔的镇江结出果实。11月2日，在就城市化、贫困、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两天的讨论之后，全球规划师联盟形成了第二份宣言，并将它镌刻在镇江南山脚下的一块石碑上。

　　《镇江宣言》有言曰：“我们倡导的规划，乃是一项具有整体性、包容性且有益于贫穷者的战略进程。作为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的手段，有效的规划可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延缓贫民窟化，减轻灾害影响并建设安全而丰富多彩的居所。在告别镇江之际，我们重申承诺：要通过及时、经济、和谐的方式，来提高全球人居的规划管理能力。全球规划师加强团结，一如既往，联合社区、业界、政界及公民社会，改善人类居住品质，使理想臻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