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港农地私下买卖十年 地皮商赚取高额利润

贵港农地买卖已有十余年的历史 CFP/图

    来源：南方新闻网

　　城郊农村集体土地自由买卖长达十余年，与现行法规政策明显相悖。卖地农民、土地中间商、买地盖房者、当地政府反复博弈，达成微妙的平衡。如此大规模的农地交易，动力何来？前景何在？卖掉土地后的农民，生活又是如何着落？

　　围绕土地的斗争

　　1999年到国土局任土地监察员之后，贵港市土地监察支队副支队长罗志康已经玩了9年的“猫和老鼠”游戏。

　　林乙香就是罗志康众多的游戏对手之一。

　　这场游戏的内容，简而言之：林乙香想盖房子，罗志康不让盖。

　　按照现行法律，自己盖房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获得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另一种就是，在农村的宅基地上建房子，不过仅限于本村村民。

　　来自贵港北部山区的林乙香，想走的却是第三条路，她要和很多人——来自贵港各地、广西各地乃至湖南、贵州的人们——一样，通过私下交易，购买贵港市郊的农地，来建自己的宅子。

　　在城里——即便是城边上——有一个家，林乙香的这个愿望，从十多年前村里开始有人搬迁到贵港时就已经萌生。她在村里种的甘蔗运出来卖的话，要先运上船，然后坐马车，最后搬上汽车——仅这一点，就已经让林乙香抓狂。况且，到现在，村里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都搬出来了。

　　但是她又买不起城里的商品房。在贵港市区，即便是最便宜的商品房，一套90平米的房子也要16万元——这差不多等于乡下一位农民30年的收入。而且，即便买得起，林乙香也不会买：进城之后打工用得着的那些工具、锄头、铲子，总不能天天用电梯运上运下吧，还不让人笑话。而且，加上丈夫、孩子、父母，家里有7口人，小房子住不下。

　　于是，林乙香用打工赚来的3万多块钱，向城边的农民买了一块60平方米的地。又打了两三年工，林乙香赚够了盖三层楼所需的六七万元。

　　在罗志康看来，林乙香这是非法占用农地。

　　林乙香也知道，自己投入的将近10万块钱，没有任何保障。但她要进城的话，没别的选择。况且，就在自己周围，有几百户已经这么干了，还不是相安无事？她愿意赌一赌。

　　刚一开工，林乙香就被盯上了。罗志康和他的同事到工地上，问谁是户主。请来的工人早被林乙香教好一套说辞：“我们都是在路边被老板叫来的，不认识老板。老板每天晚上来发一次工资。”

　　林乙香和别的女工一样，裹着蓝色头巾，混在人群里默不做声——老乡传授给她的经验是，土地局只要找不到户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罗志康转而问村干部这块地是谁的。村干部打着哈哈：“那块地啊，好像是二队的吧。”

　　第二次、第三次，林乙香都成功蒙混过关。眼看着要封顶，林乙香心中窃喜——还是老乡传授的经验，只要封了顶，就不归土地局管了，归法院管，法院说拆才能拆。

　　罗志康和同事又适时而至。这一次，户主还不露面，他们也急了，有人爬上去开始扒房子。

　　人群中装作看热闹的林乙香眼看建好的房子被扒倒一片，一时愣了，反应过来后，“哇”的一声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林乙香终于暴露了身份。

　　游戏的结局，罗志康赢了。他成功找到当事人，立了案，罚了款。

　　林乙香也赢了。她交了钱，房子顺利封顶。她在城里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猫”从未真正赢过

　　罗志康和林乙香的这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是当下广西贵港土地私下买卖中各显神通的一个缩影：数年来，“猫”似乎从未真正赢过。

　　1996年升格为地级市的贵港，过去的十多年中迎来了汹涌的农民进城潮。

　　韦宗贤10年前从龙山搬进市区时，他的大部分同乡和他怀有同样的愿望，却还无能为力。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具备了实现进城夙愿的能力。到现在，他所在的村，五十多户中搬到贵港的有十余户，邻近一个大村更是多达两百多户。在一个村中，一家或数家进城后，往往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农民进城，本亦是当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2005年，贵港市委市政府曾专门下发文件，“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与就业，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

　　只是，当地政府始料不及的是，与城市化一同高歌猛进的，尚有农地的私下买卖。

　　对于这些进城者而言，商品房太贵且不实用，他们往往和林乙香一样，在城乡接合部向农民买地建宅。恰是农民的进城潮，催生了土地私下买卖这个巨大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出现，又如催化剂般加速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罗志康和他的同事则在奋力封堵。除了日常巡查和执法，他们还在9-12月秋高气爽的建房黄金期，联合公安、建委组织两三次一百多人的联合执法行动。

　　被评为“贵港十大杰出青年卫士”的罗志康，甚至因为查处违法用地，有人当面出价20万购买其人头。他当时颇为不屑地回答：“20万就想买？比你出得多、排你前面的起码有一个连。”不过，罗志康事后也承认，自己当时“吹了点牛”，“20万是我听到的最高的价”。

　　但即便如此，罗志康亦承认，他们的努力“有一些效果”，“不可能根绝”。

　　而事实上，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几乎所有买地建房的农民，最后都成功建成——他们也许道路曲折，但前途一定“光明”。

　　罗志康将此归因于，法律赋予土地监察的执法权仍嫌太弱，甚至有时候查清楚明确的违法当事人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边居民往往同为买地建房者，“同仇敌忾”让调查者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人会提供任何信息。“总不能让人露宿街头”亦是罗志康的考虑因素之一。另一方面，2008年以前，罚没款是支队的惟一收入来源，2008年以后，依然还是办案经费来源。因此，拆除亦非上策。

　　法院也不愿意做“坏人”，监察支队去年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违法占地25宗，“但好像都没什么结果”。

　　买地建房者则从中获取信心。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近20户不同地域的购地建宅者，都对自己房子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么多人都买了，能怎么样”，“还从来没听说过谁建好的房子被没收的”。

　　罗志康视这种信心为恶性循环之源，亦是土地私下买卖购销两旺的关键因素：“盘子越大，买的人越有信心，买的人越多，盘子就越大……”

　　卖地的结果：一万户无证住宅

　　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实质性阻力的土地买卖，一路高歌猛进，在今年达到高潮。

　　石羊塘社区一块大约50平方米的土地见证了高潮的来临：2007年之前，它花了十年时间，让自己的身价翻了一番，从2万多元涨到4万多元；但是到了2008年，仅仅1年，它的身价就坐了火箭一般，再次翻了一番，涨到8万元。

　　现在属于闹市区的石羊塘，十多年前尚是一片鱼塘和荒地。时值贵港从玉林独立出来成立地级市前后，许多机关单位大量向农民买地，再花数十元一平方米“补办”国有土地证后，划成宅基地向内部职工及社会人员出售。

　　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当地人称他们为“地皮商”或“开发商”——看到其中的商机，也开始大量购地，但并未办理国有土地证，也划成宅基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2002年，购地办理国有土地证被叫停，但地皮商购买农民土地并转售的交易却从未停止。

　　11月6日，爱民路西侧的一处池塘边，挖掘机正挥舞着铁臂，掘出一道道一米多深的地基——地皮商黄迪丕正在这里，平整他刚刚从当地农民手里买下的十余亩未利用地——仅在这条路上，就有10名地皮商在“开发土地”，面积在200亩以上。

　　在地皮商的眼中，没有什么土地是不能买的。在爱民路旁的棉村，一块十余亩的玉米地差一点被卖掉：“价格都谈好了，最后因为资金不到位才没买成。”“不管种了什么，只要双方都愿意，就可以转让。”登龙桥居委会（亦是村委会）主任李寿桐说。

　　十余年来，无所顾忌卖地的结果是：积聚了数量惊人的无证住宅。

　　地皮商黄迪丕的估计是，已经卖出的无证地皮，已建房和未建房的都计算在内的话（很多人买下地基但尚未建房），大概在1万户以上。他10年前买下的60余亩耕地已经售完，大部分在最近一两年卖出，现在又在另一个村买下了十余亩地。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到，实际涉及户数应不少于1万户。

　　李寿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仅在该村，农民私下卖出的土地即在300亩以上。据此，按每亩划成5块宅基地算——这个面积已是颇为奢侈，登龙桥村售出土地即至少涉及1500户。而登龙桥因地块较为偏远，比不上别的卖地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