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华南师范大学“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上（资料图片）
农村内需怎样启动？ ——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要启动中国人的消费，关键是要启动农村的内需，因为中国农民占主体，农民的收入还是太低。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前几年中央免除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但是仅仅靠免税是完全不够的，而且免税的成果早就被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所抵消了，所以中国农民总体上来说，仍然是处于种田亏本的状态。
那怎么才能够解决农村的问题呢？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关键。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农民，而不是地方政府。过去我们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结果搞了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农民得到的实惠太少，因此现在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地位。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最基本的就是要求这个土地能够流转、能够转让，能够成为农民的财富、资产，而不是农民的负担。
农村金融怎么解决？ ——修改法律，允许土地抵押贷款 农村现在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或者说是处于正规金融真空的状态，农民很难获得贷款。
那么，国有银行为什么不大量派驻到农村去呢？实际上国有银行即使派驻到农村，也解决不了农村的金融短缺问题。农民人数非常多，国有银行是不可能去了解每一家农户的信用状况的，所以贷款很有可能面临着重大的损失。
发达国家怎么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呢？他们有大量的乡村银行、农民银行、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以及农村信贷公司等等。如美国，有各种农村信用合作社、信用银行7000多家，主要是给农民提供贷款。而中国只有农业银行一家，当然还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那是政策银行，主要是给粮食购销提供资金支持的，不对农民贷款。这么大的国家，八九亿农民，只有一家农业银行，而且这家农业银行还主要是从农村吸收储蓄，农业银行百分之六七十的业务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谈到了土地可以出让、可以转让、可以出租、可以入股，但是没有谈到可以抵押贷款。为什么没有谈到？我想可能是因为存在着法律的障碍，也就是现有的《物权法》、《担保法》其中都有明确的条款，禁止农民的农用土地抵押贷款。中央也不能违背法律，下一步还得修改法律，修改法律之后应当推出土地的抵押贷款。
土地如何增值与资本化？ ——限制转让，新生耕地 这次改革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要加速。中国过去城市化的速度太慢，远远赶不上工业化的速度，原因就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一种保障，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同时土地又卖不出好的价钱，农民也就更加不愿意放弃土地了，而城市的社会保障又非常不完善，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非常不完善。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户籍制度还非常僵化。未来的户籍制度要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改革，要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报纸上说，南京市过去四五年中，100多万农民工只有四五个人获得了城市户口，大概每年百万分之一的比例都不到。各个城市都是希望廉价的使用一下农民这个劳动力，不愿意提供社会保障给他们。企业也是一样，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廉价的使用劳动力。这样农民工的技术素质永远得不到提高，企业也永远不会花大力气去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岗位培训。而美国的产品质量优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对工人的岗位培训，每一年政府要出600亿美元对工人进行培训。
由于农民不能够转变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年龄大了之后也要回到农村去娶妻生子，最后还是农民。中国的产业转型也就很难实现。当然中国不可能没有劳动密集型，因为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劳动力、人口多，但是未来中国恐怕应当转型为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结合。
小农经济怎样打破？ ——实行股田制与专业合作社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目前的小农经济已经非常不适应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大幕。当时，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为了打破当时人民公社的那种僵化、低效率的制度，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一定程度又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当然农业生产本身不适合特别大的规模，世界各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其实都是以家庭为主的，包括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有一个规模效益曲线，中小规模的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美国90%都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一方面是一个生产单元，另外还是一个休闲单元，还是某种地位的象征，小布什就有一个家庭农场，邀请外国元首到他的家庭农场玩一玩。
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家庭生产规模过小，是真正的小农经济。因此有一个扩大规模的问题。过去是化整为零，由人民公社制度变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要重新化零为整。我们鼓励的集体所有是按份所有，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有一份，这个份要落到实处，有一点类似于股份制，有人称之为股田制，股份的田地，是按份所有。
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社，比如说生产土豆的有土豆合作社，生产白菜的有白菜合作社，以合作社这样联合的方式来跟资本方讨价还价，单个的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能力，只有农民全都组织起来，以一个声音去谈判，这样农民才能显示出力量。未来的农业产业化不只是“公司+农户”了，而是“公司+合作社+农户”。
如何加快城市化速度？ ——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 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规模化、合作化。土地要成为农民的资产，土地要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当然有人就担心土地资本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怎么保证？耕地安全怎么保证？中国要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在有的人看来就不能够土地资本化。所谓土地资本化就是这一次中央所阐述的要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土地资本化。我认为只有土地资本化才能够保证18亿亩耕地不减少。因为土地值钱了，农民就爱护土地，不撂荒，而且会新开发出大量的土地，会创造出大量的土地。北京郊区有一个镇长曾跟我说，如果土地值钱了，土地如果能够成为农民的财富，那我们乡镇的耕地可能还能增加一倍。所以资本化反而会新生出大量的耕地。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对农民转让土地是有限制的。为避免农民失去土地，避免过度的土地转让，避免大量的农民进入到城市，对农民转让土地也要进行某种限制。除了三中全会所说的限制，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我认为还应当规定开发商如果要使用农民的土地，那么你就必须得解决农民的住房、社会保障，甚至是工作。或者农民家里有人得了大病、重病，无钱治疗，出于人道的角度考虑，可以允许他卖掉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或者农民年老体衰，家里又无人赡养，自己又耕作不了，允许农民卖掉土地。通过采取这些限制的办法，防止耕地过度转让。
还有人担心土地流转了之后，很多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土豪和土地的过度集中。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土地市场化、资本化之后，土地的集中度反而下降了。拉美国家墨西哥，还有印度、菲律宾等，这些国家的土地集中是历史造成的，他们历史上都经过了专制政权，而他们实行民主化、市场化之后，土地的集中度反而在下降,更多的农民反而获得了土地。
普惠式农民退休金制度如何建立？ ——2000亿元解决农民退休金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还要进行配套的改革，就是改革户籍制度。这样农民在城市如果能够找到工作，可以卖掉土地，然后很快就能够融入城市。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订《社会保障法》，制订《养老法》。
我主张建立普惠式的农民退休金制度，比如说60岁以上的所有农民都应当获得一份退休金，贫困的地方可能几十块钱，富裕一点的地方可能二三百、三四百元。国家为此可能每年要多支出2000多亿元，我认为国家已具备这样的财力，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会突破6万亿人民币，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都在上万亿，拿出2000多亿解决农民的退休金，完全是可行的。而且这样也可以解决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中国现在城乡生育非常不平衡，农村仍然生育较多，教育条件又比较差，结果就导致整个中国人口素质的下滑。农民有了退休金之后，60岁以上的农民都可以领到退休金，何必还要多生呢？我主张将土地流转的部分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用于退休金等等。要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农村应当逐渐实现免费的基本医疗制度。
如果没有农村自身的致富，那么农村就只能成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被剥夺者。城市的繁荣是以农村的萧条为代价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西欧、农村像非洲。这次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改变种状况，一方面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另一个方面农村也要自我致富。
这次三中全会强调土地的使用权永久化。这个永久化，从理论上来说政府是不能收回的。有的人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能够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安全，政府不能随便剥夺农民的土地。但是如果没有法治，不管是私有化还是永久化，都是可以剥夺的。
国家拿出2万亿修建铁路，我觉得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只有8万多公里，实际运营的铁路里程只有6万多公里，还远远没有达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10万公里的目标。中国目前的铁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1/4，而美国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再发展铁路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不愿意投资铁路，愿意投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可以收费、可以赚钱，投资铁路都是要亏本的，任何私人的进入都会巨亏而出。(本文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来源：市场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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