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棣：权力转移 权力分散与“去西方化”

　　韦棣：权力转移，权力分散与“去西方化”

　　不久前，在朋友处看到了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国际政治学者马凯硕大使（Ambassador Kishore Mahbubani）的新作《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很想先“读”为快。

朋友说：可以，但你得写个书评。对我来说，马凯硕大使已不陌生，几年前就曾拜读过他的大作《超越天真时代：建立美国与世界的信任》（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能与当今世界前沿政治思想家对话，不啻一大快事。我便应承了。很快我便发现，这个任务超出了我能力。该书所探讨的是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把握难度极大，以我半路出家的英语水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恐未必能深入理解他的思想。我写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读后的一点感想、体会、疑惑和思考。

　　一

　　马大使（他其实不姓“马”，但我还是喜欢按中文的习惯这样称呼他）此书所论证的中心命题，就是书名所表达的：在21世纪中叶，世界将发生重要的“西方——→亚洲”权力转移。围绕着这一中心命题，马大使展开了他的论证。他认为，过去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主导着世界事务，决定着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命运。现在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世界权力所以发生由西向东的转移，是因为亚洲的崛起。他在书中引述戈德曼•萨奇的研究结论说，到2050年，世界最大的四个经济体，将有三个在亚洲。其排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伴随着这一权力转移，世界将发生一个令西方世界不快的“去西方化”过程。

　　马大使关于21世纪前期，世界将发生“西方——→亚洲”权力转移的判断非常大胆，但也引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如果说世界权力正在发生转移，那么人们不可避免地就要问：从哪里转到哪里，从谁的手中转到谁的手中？这里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书中提出的“西方”和“亚洲”这两个概念并不对应。它们究竟是政治概念，还是地理概念？马大使在书中对“西方”做了分析。他所说的西方，由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构成，它们既有共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有共同的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的含义还是相对清晰的：它可理解为一个广义的国家集团，从政治地理上说它也存在着一个中心：美国。相比之下，“亚洲”就不那么清晰了。它究竟是个政治概念还是地理概念？从地理上说，亚洲是西方人定义的一个广大的地理范围，从达达尼尔海峡到白令海峡，从北冰洋到印度洋。亚洲由48个国家和地区组成，无论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看，亚洲国家的多样性都很突出，算不上一个的国家集团。那么，马大使所说的“亚洲”究竟指谁？他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印度、日本，也许还可以算上朝鲜半岛和东南亚。但这些国家的差异也很大。马大使在书中谈到，对日本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福泽渝吉（Yukichi Fukuzawa）提出，日本的当务之急不是与邻居为盟发展亚洲，而是脱离亚洲加入文明的西方。从那时起，日本在政治文化上就不再是亚洲的一员。其实，作为国家集团的“西方”应该包括日本。这也正是当今日本的困惑之一：在亚洲崛起的浪潮中，“身在心不在”的日本是否要把“心”挪回亚洲？从地理上讲，亚洲肯定不包括美国，但如果换一个相近的概念“亚太地区”，那么美国肯定是包括在内的。按说，马大使提出的命题要成立，应有一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概念才对。也许马大使担心这个“东方”概念太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世界又要退回到冷战的涡旋中，他选择了“亚洲”的概念。但是，“亚洲”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到2050年，是否会如马大使预期的那样，出现一个清晰的“亚洲”？这仍是个有待观察问题。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权力分布的变化，我们看到，各主要战略地区的界限、各主要战略角色的自身定位，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二

　　其次，马大使提出从西方到亚洲权力转移的主要依据是亚洲正在崛起。但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断言：世界权力将从西方转向亚洲？当今世界正在崛起的仅仅是亚洲吗？换个角度说，我们看到的，也可以说是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前身曾是全球性超级大国，但从现实情况看，说它是发展中国家也并不委屈莫斯科。“金砖四国”并不都在亚洲，正在崛起的，并非只有“亚洲”。谁又能肯定20或30年后，非洲或拉美不会有新崛起的“明日之星”？

　　那么西方呢？西方是否将在21世纪走向衰落？马大使敏锐地观察到西方政治思想上出现了封闭倾向。但他并不认为西方将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就原来世界权力主要集中在西方手中，今后亚洲国家相比以往将掌握更多权力来说，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崛起的过程中的确有权力转移的成分。但美国和欧盟仍将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西方这一历史性变化中所面临的，很可能只国际事务主导权的相对减弱，而并绝对意义的衰落。在21世纪，西方仍将有活力，仍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保持相对优势，仍掌握一定国际事务权力。如果西方的选择正如马大使所言的，“张开双臂拥抱亚洲的现代化，并一同合作开放国际秩序”，西方不仅不会严重衰落，还能从亚洲的崛起中获益。由此说来，用“转移”一词来概括和描述21世纪前半叶世界权力分布的变化，也许并不合适。这一变化的过程，与其说是从一个主要权力中心向另一个主要权力中心转移，不如说是从一个较大的权力中心向多个权力中心转移。因此，“权力分散”也许是更准确的描述。马大使也指出，21世纪的大国将参与世界管理和决策。但应当指出参与管理和决策的将不再是少数大国。

　　这个权力转移，不仅包括西方向非西方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还可能包括西方内部的权力转移。这正是世界事务民主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却正如马大使所言，是“不可阻挡的”。

　　三

　　第三，马大使敏锐地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风险，来自西方可能错误对待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正在下降这个事实。过去几百年来，西方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知识和文明积累，促进了世界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但是，由于西方的历史局限性，它对世界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在衰减，而它带来的风险却在上升。这正是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下降的根本原因。西方的历史局限性首先表现在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世性，不能推广和持续。这可从世界能耗得到证明。西方人口仅占世界12%，但其能耗却占世界的40%还多。西方的历史局限性还表现在政治民主问题上。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民主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因此他们有权主导国际事务。马大使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21世纪最大的悖论就是，这一不民主的世界秩序正是由世界最民主的国家——西方国家所维持的”。“9亿西方人口选举出的政府，控制世界秩序，掌握了地球上西方之外56亿人的命运。从效用上说，12%的世界人口控制了全球的决策。”从冷战后的情况看，西方，特别是美国，恰恰是以最不民主的做法向外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西方民主的局限性。

　　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随着非西方国家崛起，“去西方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概念是马大使在本书中提出的最有震撼力、也最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大使的认识飞跃：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超越天真时代》。

　　随着世界权力分布的变化，国际社会也在经历着“非西方化”。这无疑对西方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可以理解，西方在接受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崛起的过程中要经历一个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不可避免的。马大使在书中明确地向西方提出忠告：如果认不清世界走向，企图阻挡历史的发展，西方将犯大错误。所以，马大使这本书，首先是为西方读者写的。马大使尖锐地指出，人类历史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迄今，西方不承认其主导，也不愿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享权力。这预示着灾难。近期看，这将使西方的合理性逐渐丧失。我们进入了一个去西方化的颠簸时代。的确，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领导层出现了战略心理不适应症。借用一位美国朋友的话说，这病症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叫“战略心理妄想症”，其特征是不承认客观事实的变化，坚持认为2＋2＝5；另一种叫“战略心理抑郁症”，其患者倒是承认客观事实的变化，对他们来说，2＋2＝4，但他们却不高兴，为此感到陷入悲哀。

　　为了增进稳定，减少冲突，为了帮助西方克服战略心理疾病，当今世界需要能够促进东西方沟通东西方的思想家，这是融汇贯通东西方思想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马大使的新著应当对此有所贡献。（作者为中国资深战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