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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著名指挥家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



  专访著名指挥家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

  指挥和政治家一样,首要任务是倾听

  年届八旬的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出身音乐世家,在二战前就染指音乐,是“活化石级”的在世指挥家。他的家人因在德国抵抗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命丧集中营,使他年仅15 岁就经历了人性与音乐的思考。他的指挥风格被评价为“柔中带刚、热情且不带一丝目中无人的轻狂”,多纳依则说,指挥和政治家一样,首要任务是倾听而不是压制。

  文/ 蔡宸亦

  如果指挥家也可以划分成政治家那样的类型,那么有的人就是极权独裁者,如“指挥皇帝”卡拉扬,他会为音乐和乐队制定钢铁一般严酷的“军规”;而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Christoph vonDohnányi)就一定是位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他认为,指挥应以欣赏乐手们发自内心的演绎为基础。

  10 月,多纳依率领北德广播交响乐团访华,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演出。无论是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热情欢快的第三乐章,还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光辉灿烂的末乐章,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整支乐团如何在指挥的激发下,真正兴高采烈地演绎音乐。

  多纳依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音乐总监—年仅27 岁就成为卢北克歌剧院音乐总监,随后又出任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法兰克福歌剧院总监。他担任美国克里夫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长达20 年,真正为其建立了国际声誉。1995 年起,他担任英国爱乐管弦乐团(Philharmonia Orchestra)的首席指挥,迄今已10 多年。2004 年,他又出任德国北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我相信,强行统治下演奏出的音乐是有欺骗性的。音乐本身具有严格的结构,就像治理国家一样,制度是对自由的限制,但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由。”多纳依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他的高度适应能力,“就像政治家那样,不可能用美国的制度来管理中国人,也不可能用中国的制度来管比利时人。面对乐团这个小的艺术团体也一样,指挥首先要学会倾听和欣赏乐手们的贡献,从而慢慢接近他们。”

  “匈牙利三杰”

  在专业学习作曲指挥前,多纳依曾追随父亲的事业,在慕尼黑学习法律。多纳依家族三代成员,向来在政治和音乐两方面各从其志,出色的音乐家层出不穷,也不乏立场强硬的政治家。

  多纳依的祖父埃尔诺.多纳依(Erno Dohnányi),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普雷斯堡(即今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是一位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当时,普雷斯堡是全匈牙利音乐氛围最为浓郁的地区,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巴托克幼时也随母亲迁居来此。后来,这对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与柯达伊一齐,被誉为“匈牙利三杰”。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上学时,巴托克和埃尔诺是同班同学,他们的钢琴老师伊斯特万.托马斯(István Thoman)则是“钢琴之王”李斯特的大弟子。作曲老师汉斯.冯.柯斯勒(Hans Von Koessler)名气更大,他的学生除巴托克、多纳伊、柯达伊外,还有创作了匈牙利轻歌剧《吉普赛公主》和《玛里查伯爵夫人》的埃梅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alman)以及有“匈牙利乐坛第四人”之称的莱奥.韦纳(LeoWeiner)等,被称为“孕育匈牙利民族乐派的伯乐”。在柯斯勒的指导下,埃尔诺的作曲成绩提高得很快,在校期间,他就发表了处女作《C 小调第一钢琴五重奏》。这首学生习作竟博得了大作曲家勃拉姆斯的青睐,不仅在维也纳向听众大力举荐这首作品,还安排他到维也纳进行首演。

  首演后,埃尔诺.多纳依在音乐之路上迅速飞黄腾达。作为钢琴家活跃于匈牙利音乐舞台时,他每年都要举行100 多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上,他都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匈牙利作曲家作品。离开布达佩斯音乐学院院长职位后,他又被聘为布达佩斯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巴托克、柯达伊的许多作品都是通过他才得以上演。克利斯托夫说,在指挥方面,巴托克还曾拜经验老到的祖父为师,从这个角度讲,自己和巴托克要算是“同班同学”。

  唯一从事音乐的第三代

  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的父亲汉斯.多纳依,在大学里遇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ch Bonhoeffer,1906-1945)。朋霍费尔是德国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后来娶了汉斯的妹妹,成为克利斯托夫的舅舅。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的汉斯仕途坦荡,曾任汉堡参议院议员、帝国法院院长助理和司法部办公室主任。在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后,流有犹太血脉的他,渐渐成为一名反纳粹斗士,是德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参与策划了多起暗杀希特勒的密谋。他与朋霍费尔后来都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并于二战结束前夕被杀害。

  受到父亲的影响,克利斯托夫的大姐芭芭拉(Barbara Von)战后一直从事着倡导民主、揭露暴政并追查纳粹余孽的社会工作。哥哥克劳斯(Klaus von)则是原联邦德国议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员、汉堡市首任市长。1986 年,正是在克劳斯担任汉堡市市长期间,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在汉堡市政府大厦共同签署了《上海.汉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声明》。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他又被联邦政府委派参与原东德地区的经济重建工作,任东德重建政府高层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即将在2011 年建成的易北爱乐厅,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它将成为汉堡的文化地标,并成为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常驻音乐厅。在上海的推荐会上,多纳依说:“易北爱乐厅的原址是汉堡港河畔一个废弃的工业仓库,建成后将可以容纳并演奏马勒等大型交响乐作品。这象征着德国文化的苏醒,也同时预示着我们将更开放。这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契机,让德国人不仅关注自身民族文化,更要吸收其它的民族文化。”作为唯一继承家族音乐衣钵的第三代,多纳依的这番发言可以看作其延续家族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民族主义文化独裁的表态。

  “童年终结曲”

  回忆起家人,多纳依对舅舅朋霍费尔印象最为深刻,称其为自己的“精神教父”。“我们总是在家里的花园开音乐会,演奏室内乐,也合唱声乐作品。舅舅常常会亲自演示圣乐的正确演绎方式,这也是我从小都不爱去教堂的原因,因为我在家里就听得到‘教堂音乐’。”多纳依笑呵呵地说,“他是个好舅舅,也是个好人。”舅舅入狱后,家人立即给他寄了一份巴赫康塔塔的谱子。朋霍费尔在狱中写道:“这份礼物真是宝贵,我总是想到那首我们常齐声高唱的沃尔夫(Hugo Wolf)的歌—欢乐与苦难伴随夜晚降临,当你想告诉主你的体验时,它们也离去了。”

  在父亲和舅舅入狱的几个月中,年仅15 岁的多纳依不得不写信与他们交流。朋霍费尔曾在《狱中书简》的一封信中提及侄子:“克里斯托夫的信又来了。他总惦记着给我们写信,这真让人意外。对于14 岁的孩子而言,给关押在狱中,且几个月后就即将死去的父亲和精神教父写信,该是怎样的人生感受啊。对于世界,他再不可能拥有任何美好的幻想了,我猜想这对他而言,一定意味着童年的终结。”

  在采访中,多纳依并不避讳谈及这段“童年终结曲”。他没有将这段经历描述得痛苦不堪:“实际上,我的爸爸和朋霍费尔的内心倍感骄傲,为与希特勒统治下的政府为敌而骄傲??值得高兴的是,我舅舅的思想重新得到了重视,现在人们又开始出版讨论他的书籍。”

  虽然朋霍费尔常常用人类的经历来与音乐作对比,比如将巴赫未完成的复调音乐比作残破的人世,但多纳依不认为自己弃政从艺,是受父亲和舅舅的影响,“他们对我的教诲奠定了我的思想,这比开启音乐思维更重要”。多纳依回忆说:“在战争期间,我们没法像往常那样随心所欲地演奏音乐,而是不得不做一些修窗、搬运重物之类的体力活,只能在脑海中想象音乐,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感受这种被压抑的愿望,所以,战争结束后,我急不可待地重拾了音乐。”

  “美国狂想曲”

  战争结束后,多纳依放弃了法律,转去慕尼黑音乐艺术学院学习作曲、钢琴和指挥。与此同时,祖父埃尔诺在匈牙利的日子也不好过。执政的工人党政权认为,埃尔诺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的匈牙利,并未公开表示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是长期留在国内进行演出活动,等于在和法西斯政权合作。他们无视埃尔诺在此期间运用他的影响、精力以及财力,保护了相当一部分犹太裔音乐家,纵容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之声。这种情况下,埃尔诺不得不出走美洲。他先到阿根廷,任图库曼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又于1949 年9 月去了美国,接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的钢琴教授和常驻作曲家。

  祖父安顿下来后,多纳依也奔赴美国,在祖父的亲自教导下继续深造。多纳依说,来到美国后,爷孙俩都被崭新的氛围所深深吸引,产生了“良性的化学反应”。祖父不仅没有停止创作匈牙利民族风情的管弦乐曲,还对美国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1953 年创作了生平最后一部交响乐作品《美国狂想曲》(American Rhapsody)。小多纳依则在初学指挥时,遇到了当时在美国造成轰动的伯恩斯坦。回忆在坦格尔伍德(Tanglewood)妙趣横生的求学经验时,多纳依一边打着节拍做手势,一边哼唱出乐队的相应演奏,兴致勃勃地现场表演起来。“当时,我正在老师的指导下指挥。老师示范了一遍,我做的虽然效果相同,但手势不同,老师说必须改正。这时,我感到背后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回头一看,那正是伯恩斯坦,他对我眨了眨眼,笑着说,‘没事儿,不用改,只要管用就行’。”

  24 岁时,多纳依返回德国,在法兰克福歌剧院担任乔治.索尔蒂的助理指挥,之后,他曾在担任法兰克福歌剧院总监的同时,身兼汉堡歌剧院首席指挥。他说他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传统歌剧作品与创新音乐戏剧之间谋求平衡。那个时期,多纳依不断推出全新制作的歌剧,包括洪佩尔丁克的《汉赛尔与格丽泰尔》,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理查德.斯特劳斯的《阿拉贝拉》、《没有影子的女人》、《沉默的女人》、《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巴托克的《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以及亨策的歌剧《酒神节》的世界首演等。

  接过“第三帝国”的指挥棒

  1981 年,多纳依接过克里夫兰交响乐团的指挥棒,迎来了20 多年的鼎盛时期。著名乐评人唐纳德.罗森伯格(Donald Rosenberg)认为,二战后,“臭名昭著”的独裁指挥家乔治.塞尔(George Szell)用非人的冰冷作风,把克里夫兰交响乐团统治成了另一个“第三帝国”。而多纳依一上任,他胸怀宽广、柔中带刚的音乐呈现方式,就让人们从克里夫兰的音乐中感受到朋霍费尔所说的“神圣世界”。两人简直是天壤之别。

  采访中,操着一口纯正美音的多纳依总是不时调皮地眨眼睛,遇到不便说的话,会拐弯抹角地吐露出来,并偷偷扮个鬼脸,十分可爱可亲。在对比开放热情的伯恩斯坦与极其严厉的乔治.索尔蒂时,多纳依表示:索尔蒂是个工作狂,你可以学着欣赏他的人格魅力,但不一定要苟同或者学习;伯恩斯坦则有着非凡的天赋,他用十分美国化的方式推动音乐的发展,很有意思。

  事实上,与伯恩斯坦相似,多纳依也是现代音乐的积极推动者。他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了贝尔格的《沃采克》和《璐璐》、勋伯格的《期望/ 卡巴莱特》、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与基顿.克莱默合作录制了菲利浦.格拉斯和施尼特凯的小提琴协奏曲、由马勒改编成交响乐的贝多芬弦乐四重奏(op95),以及由勋伯格改编的勃拉姆斯g 小调钢琴四重奏。

  不过此次中国之行,北德广播交响乐团并未带来现代曲目,选择的都是勃拉姆斯、贝多芬等传统德奥音乐。被问及原因时,乐团经理罗尔夫.贝克(RolfBeck)说,如今除了马苏尔和蒂勒曼,留在德国的本土指挥大师屈指可数,北德这种由德国大师指挥的德国乐团,能够演绎出最正宗的德奥音乐,实属难能可贵。但多纳依却不同意狭隘的地缘音乐观,直截了当地称这样选择曲目,不过要出于票房考虑—中国观众对作品越熟悉,越能有好的上座率。

  多纳依认为,将西方音乐划分为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是错误的,也极力反对按照时代划分音乐。“西方音乐的确起源于欧洲,但我不认为18、19 世纪的音乐与20 世纪的音乐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巴托克、里盖蒂的音乐中,就有匈牙利传统民间音乐的痕迹。现代音乐中的确有人十分先锋并极端,但总要有人做这些。”多纳依鼓励人们对音乐要博爱,“我们应该张开耳朵,听各种音乐,要辨别好音乐和坏音乐,而不是记住它的诞生年代。任何时代的好音乐都需要有人为它首演,任何时代的坏音乐都将被历史遗忘”。

  B=《外滩画报》C= 克利斯托夫.冯.多纳依(Christoph von Dohnányi)

  B:你与英国爱乐管弦乐团合作了十多年。我读到你在一个英语采访中承认,同是担任音乐总监的职位,在伦敦确实更自由一些。我想那是相对在德国的情况吧?

  C:哦,是吗?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些翻译的错误吧(暗示性的眨眼)。自由,我想那都是相对的。音乐本身就是结构严密的艺术,规矩看起来是对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由。就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制度的监督一样,但好的制度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自由。

  B:你在美国克里夫兰交响乐团待了20 年,现在又回到德国当指挥,德国乐团和美国乐团有什么不同?

  C:可以这么说,主要还是人不一样。古典音乐起源于欧洲,美国离欧洲有一段距离,中国离欧洲更远,所以德国人理所当然明白的,美国人不一定懂,美国人和德国人都明白的,你们中国人不一定懂。所以,相比德国,需要对美国人额外解释一些音乐理解上的知识,对德国人呢,则需要比美国人多解释一些纯技术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克里夫兰在乔治.塞尔的打造下,早已是一支具有典型中欧风格的乐团了。

  B:我们该怎么理解乐团经理所谓的“德国- 德国”组合呢?

  C:事实上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我在巴黎、美国、德国都有家,但我居无定所,哪里有我爱的音乐,哪里有与我共同热爱和演奏音乐的人,我就会出现在哪儿。在北德广播交响乐团中,除了汉堡人,还有很大一部分德国其他城市来的人以及外国移民,有多达15 个国家的外国人,许多是前苏联人。我想经理的意思是说,许多如今在德国出名的指挥,比如西蒙.拉特尔、里卡多.穆蒂,也不见得是德国人。

  B:乔治.索尔蒂也曾说自己是个“没有国界的人”。你觉得自己音乐上的根源在哪里?

  C:我的根源就是我喜欢的音乐,这跟地缘上的国界没有关系。我做我喜欢的工作,与我喜欢的人合作,演绎喜欢的音乐,这很好。我从来不与我讨厌的人合作,也不演绎我不喜欢的音乐,就这么简单。

  B:我还以为你会说是匈牙利。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你一口气提了两位匈牙利作曲大师的名字。

  C:哦,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大熟人。你知道吗,巴托克跟我祖父是从小玩到大的,巴托克跟他的母亲很亲密,他比我祖父年轻一些,但几乎是同一辈的。他、柯达伊以及我祖父,以前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最著名的三个匈牙利音乐家。

  B:巴托克曾称赞你祖父“能将匈牙利音乐的特点和元素一言以蔽之地加以概括与运用”,可是为什么你祖父没有巴托克有名呢?

  C:我祖父自认为主要是作曲家,他到美国后仍持续创作,但没有人帮他演出作品。巴托克早年的作品许多都是我祖父首演的,我也很少演出祖父的作品。他的音乐对观众来说,可能有些陌生。

  B :谈谈你的舅舅吧。他的《狱中书简》等书都有中译本。

  C:我们常在一起下象棋,还一起滑雪。小时候,我舅舅就是我的成长目标,他是我的“精神教父”。私底下,在家庭聚会上,他并不总是那么宗教的。我想天底下没比他更好的舅舅了。

  B:你觉得卡拉扬怎么样?他与富特文格勒都曾与纳粹政府合作。有人认为不该只看重音乐家的精湛技艺,而忽视曾经的道德问题。

  C:我想说,其实卡拉扬与平时媒体所描述的距离很大,人们把他说成那样,是为了赚钱,完全是出于商业利益。事实上,卡拉扬是个伟大的人。

  B:Decca 曾经中途取消了你指挥的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的录制,认为从市场来看,利润价值不高。今年是卡拉扬诞辰100 周年,市面上又出现许多他过去录音的再版。

  C:唱片业已经慢慢消失了。这完全是个濒临死亡的产业。他们发行自己认为赚钱的唱片,完全没有必要在意他们。对指挥而言,录唱片唯一的好处,是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演奏一遍乐曲了。你可以听着彩排时的录音,对着总谱反复研究推敲,从而认真地探究曲目的真谛。

  B:对年轻人而言,既不常到现场看,又没有唱片可听,如何培养爱乐之心呢?

  C:爱乐可根本不需要靠唱片,那是生意。生意玩完了,音乐可是照样发展。如果你喜欢音乐,只需要平时弹弹钢琴,或者与三五好友合作室内乐。广播交响乐团就是为了广播而诞生的,平时你可以听听广播。除非是怀念某位离世演奏家的演绎,你才需要去听唱片,其实,连我平时都很少听在世音乐家的唱片。

(责任编辑:陈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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