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津报集团《城市快报》记者 郭玲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9·25”公开信因此也被认定为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之后，“只生一个”的观念开始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并于1982年被确定为基本国策，“独生子女”这一明显刻有时代特征的词语，也从那时开始在国人中叫响。回顾历史，却少有人知道，早在1978年，“只生一个”的号召就已经从天津发出，走向了全国。

　　“我们四十四名同志都是天津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左右结的婚，并都只生了一个孩子，而且不少同志只生了一个女孩。几年来，我们听党的话，认真实行计划生育，坚持为革命只生一胎，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教学、医疗及科研工作上，精力充沛地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多数同志政治、业务水平都提高得很快……由于我们坚持为革命只生一胎，父母、子女的身体健康水平，家庭生活水平也相应不断提高，我们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教养孩子，使子女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较好的成长……我们四十四名同志坚定表示，并向全市尚未生育和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同志们提出倡议：要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在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档案室里，静静地躺着一封三十年前写成的倡议书，虽然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望着这封倡议书，70岁的梅振华老人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当时的情景。就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之际，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的44名教职员工联名在全国率先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而梅振华正是发出这一倡议的带头人。

　　作为倡议的带头人，梅振华本人也严格遵守着当时的约定，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回忆30年前，他告诉记者，他和夫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早在1978年之前时，“计划生育”就成为他和周围一些知识分子们聚会聊天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到了1978年，这个话题就变得更热了。“我们经常讨论，中国要富强不能光搞建设，还得把人口数量控制住，这样消耗的资源少了，也就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建设。”

　　讨论归讨论，现实生活中，有一件事对梅振华的触动很大，正是这件事坚定了梅振华只要一个孩子的决心，也促使他更关注计划生育问题。梅振华有位朋友当时是冶金局的一位领导，每个月能挣9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可算是高收入，几乎是梅振华的两倍——梅振华当时的工资是每个月55元。虽然挣得很多，可是这位朋友每个月月末却都要四处借钱补贴家用，原因竟然是孩子——这位朋友生了9个孩子，一家11口人开支太大，怎么省都不够用，这位朋友为此叫苦不迭，也常常成为朋友们取笑的对象。看到这位朋友的情况，梅振华很庆幸自己就要了一个女儿，每个月家中日子过得很滋润，既能存下些钱，又让自己腾出精力扑在工作上。“没有儿子您不觉得遗憾吗？”对于这个问题，梅振华的回答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该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儿子女儿都一样，女儿好好培养一样可以成才。”

　　在当时，还有一些人与梅振华有着同样的观念，但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怎样告诉大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号召大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呢？一个念头慢慢在梅振华心里形成：写封倡议书，给全市人民的倡议书！倡议书不能自己写，要多些人倡议才好，于是，梅振华和几位同事先在学校布告栏贴了份大字报，简要叙述了写倡议书的事情，征集志同道合者。倡议书立即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表示反对，“连人家要几个孩子都管，管得也太宽了吧。”“什么都管，这还让人活吗？”类似这样的反对声此起彼伏。“正是一片反对声，才让我们44个人的声音显得愈加珍贵。”梅振华说，大字报贴了大概一个星期，在有着千余名教职员工的医学院里总共征集到40多名支持者，大家派代表写下倡议书，并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将它交给了党组织。争议中，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倡议书诞生了，梅振华清楚地记得，倡议书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