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积极性是实现内需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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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积极性是实现内需的真正动力

　　国务院近期推出的、以增进内需为目的的四万亿元国家投资计划，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财政部门也有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设想。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将为刺激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创造良好的氛围。然而，要真正拉动内需，还应改善消费的软环境，即让消费者在遭遇产品质量问题时能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沈幼伦

　　当社会步入近现代，商品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消费成了推动一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当全球都在经受金融风暴的冲击之时，增强国内消费需求，以减缓出口压力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也是国务院近期出台四万亿元国家投资计划的目的之一。

　　此计划一公布即引起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注意。然而，这四万亿元是否能真正拉动内需，还需消费软环境的有力支持。

　　但是，我国的消费软环境不容乐观。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应是最有发言权了，但遗憾的是这种发言权，在我国却长期处在被压制的境地。其原因很多，比如当被商家欺骗，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权时，却要遭遇真假消费者的困扰；又比如当产品质量引发人身损害时，又会因生产方享有的多项免责事由，而遭遇不获赔偿的尴尬。本文不分析这些影响消费软环境的原因，而只关注现行的、对有质量瑕疵的产品，实行包修、包换、包退规定对消费软环境的影响。

　　质量三包规定从文字上看，对消费者非常有利，但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三包中的修、换、退的选择权虽归属于消费者，但时间非常有限，我国规定产品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产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或修理。一旦超过上述时限，如果经营者不同意退或换，消费者只能接受修；只有在返修若干次，仍不能修好的，才可要求退或换。由此可见，三包对消费者来说，其实质是：修是无条件的，而退与换则是有条件的。此乃名为三包，而实为一包矣。

　　在现行三包规定下，消费者的话语权何在？恐怕只有疲于奔命地为维修瑕疵产品而奔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

　　纵观国际上的一些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做法，不难看出，消费者的权利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1962年3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4项权利：即消费者有权获得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有权获取商品和消费有关信息，有权自由选择消费，有权提出消费意见。肯尼迪提出的这4项权利，引领了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运动。

　　美国各州以《统一商法典》为依据，分别通过立法加强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以纽约州为例，该州法律规定：如果商家不接受退货，必须在收银台、门口和放置商品处明确张贴标志，消费者有权在消费前知道商家的退货规定。如果不张贴明显标志，消费者有权在20天内退货。美国是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家，张贴告示不予退货，犹如将消费者拒绝门外，这对商家是何等不利之事。

　　所以，在这一法律颁布之后，商家都努力以优质服务取信于消费者。主动承诺30天内“无条件退货”，已经形成市场惯例，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商家之所以敢这样坦率对待退货，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自己抓住产品质量关，那么承诺无条件退货，只会给自己带来商机和利益，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欧洲大陆自欧盟成立后，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取得卓越的进步。《阿姆斯特丹条约》第153条是欧盟各项消费者政策的法律基础，该条款规定：“共同体将致力于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促进他们获得信息和培训的权利以及自我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该条款同时还规定欧盟在制定其它各项政策时必须统一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1998年4月的《消费产品销售及相关承诺的指令》：欧盟的产品销售商须承诺，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两年内如发现该产品有缺陷，可以选择修理、退货或减价购进。这一指令被誉为欧盟五十华诞最可喜的成就之一。

　　瑞典的消费者购买法也规定：如果退货是因为商品本身在购买时就有问题，消费者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追溯期”内，都可以办理换货或退款，但必须阐明理由，出示证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规定，在这些国度的消费者才会产生作为“上帝”的感受。

　　在质量三包问题上，我国的规定为何表面上与各国做法一致，但实际上则是用极短的时间来限制消费者应有的退货权利呢？也许只有将其置于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才能看清制定者的良苦用心。

　　经济体制改革前，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曾雄心勃勃，试图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在浮夸风潮的影响下，经营者形成了以快字当头，盲目追求做大做强，注重产品数量，而疏忽产品质量的经营思想。当因质量与消费者发生矛盾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产品质量纠纷，以修为主的解决方法便应运而生。

　　以修为主从表面上看，它可压缩产品的报废率，减少生产方的财产损失。然而殊不知，它同时也滋长了生产方追求质量的惰性。客观地评价，现行质量三包做法，其实质是既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又松懈了生产方的质量意识。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规模已越来越接近国际五百强的水平，但我国产品的质量却少有能登上国际品牌之巅的，这恐怕与我国在质量三包问题上的做法不无关系。

　　在努力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反思现行质量三包问题规定的良与劣，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

　　提高产品质量，除增强生产方质量意识外，还应仿效自然界一物克一物的生态结构。自然界的“克”，翻译至人类社会就是“制约”。最有效的制约，不只是表现在有限的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而是存在于生活在瑕疵产品周围的广大消费者。让消费者在产品质量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即当发生产品质量纠纷时，是换、是退，还是修，真正由消费者自主决定，也许它能成为瑕疵产品的克星。

　　当企业向社会真正提供完美无暇商品之日，必然是国内消费蓬勃发展之时。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