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

　　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

　　本刊编辑部

　　最根本的，则是遵照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统一思想、应对挑战、解决矛盾的重大契机

　　“黄金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中国执政高层对国家发展大势的这一准确判断，在这个冬天，进一步得到验证。

　　最新一起发生在偏僻的甘肃南部山区。据新华网报道，从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开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做出答复。市委和相关部门及时进行了接访，上访人员不听劝阻，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最多时约2000人，部分上访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18日，事态进一步扩大，少数人再次冲击市委机关，行为过激打伤执勤民警。截至18日晚，这次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冲突趋于缓和。

　　根据陇南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通报，这次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群体事件的背后，总有“别有用心者”煽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认识逻辑。矛盾和民怨，往往也的确有人要利用，就像先前贵州瓮安事件中存在“黑势力”搅局一样。但是，群体事件根在民众存在不满情绪，民怨如果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有效疏导，日积月累，“把事情闹大”，在一些民众看来，就是无奈却有效的唯一解决途径。对此，如果只是罪责归咎于“少数不法分子”的“教唆煽动”，而不是彻底反省施政之缺失，着力于将矛盾解决于未燃之时，“教唆分子”何愁找不到“煽动利用”的导火索？

　　“明于观人，暗于观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见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见其睫；举千斤之重者，不能自举其身。”宋人吕祖谦的这段话，值得各地政府和官员仔细思量。能够做到“自见其睫”、“自举其身”，关键就在切实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拿陇南来说，当地政府在灾后重建、保障民生十分紧迫的当下，却在考虑行政中心的搬迁，且不能充分虑及搬迁民众的生计问题，无论如何是决策失当。在惩处“闹事者”的同时，问责官员、安抚民众，同样必须跟进。

　　应对群体事件需要新思维，先前贵州、云南反思瓮安、孟连事件的教训，政府实现认识上的进步，并适时推出善政祛除弊政，经验理应为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共享。重庆、三亚对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处理善后，各地不仅要学习地方领导出面与民众座谈、倾听呼声、化解矛盾、平息事态的做法，更要从中吸取矛盾是如何积累的、呼声为何长期被漠视的教训，加紧改革出租车管理制度。

　　最根本的，则是遵照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作为统一思想、应对挑战、解决矛盾的重大契机；按照十七大要求的那样，真正落实各项民生和民权保障，不可因暂时的经济寒冬而延缓、停步。

　　因为，建立顺畅的民意沟通机制，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加大对民生的保障力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形势逆转，除了外部环境恶化的连累，也有经济结构失衡的内因；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除了与世界各国一样面对共同的难题，更因自身国情而多了不少隐患。

　　这种隐患，最突出体现在城乡发展的失衡和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失衡上。经济寒流下，吞下苦果最多、最直接的承受者是为数庞大的困难群体。经济发展放缓，严重危及底层民众的饭碗和生计，各种社会情绪，更易引爆引燃。如果不能及时疏导化解，釜底抽薪地排除导火索，将加大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难度，干扰整个救经济、保增长的大局。

　　因而，我们必须“两线”救经济：4万亿投入刺激是一条线，加快公共政策的改革是另一条线。危机变成转机，公共政策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更能治本。前提是把危机变成加快改革的契机，一些应该实施却因各种原因屡屡被拖延的改革，如进一步加大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从就业方式到权益保障上彻底变身现代产业工人，城市出租车管理去“寄生虫”化，对摊贩游商、“黑车”、“黑摩的”等被迫成为“地下经济”的民众自己解决饭碗的就业模式“地上化”，搬掉教育医疗住房负担沉重的“三座大山”，将能真正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免除底层民众的恐慌，并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所幸的是，相关改革有加速之势，总体目标直指经济寒流中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是抗压性最强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共克时艰的“软实力”。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不让旧的施政理念借救经济“还魂”，才是走出寒冬的唯一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