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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广东东莞一家玩具厂爆发一起劳资纠纷引起的群体事件。与大多数群体事件一样，情绪激动的群众砸了警车、破坏了办公设备，并且，也是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在发泄他们的不满。事态虽已得到平息，但在这个事件中，“老乡”所发挥的组织和策动乃至安抚作用十分明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
（《广州日报》11月26日）
事件的起因是玩具厂要辞退两批员工，但厂方与员工在经济补偿问题上发生争执。报道没有提到这家据说是港资企业中是否有工会、工会是否发挥了作用。如果确实发挥了作用，相信新闻媒体不会隐善不彰。于是，因为裁员涉及到的经济补偿过低，员工中间的不满情绪，没有能够按照某种程序设计，通过工会组织实现与厂方的顺利沟通，而只能是由员工中的勇于出头者出面与厂方自行沟通。
且不说这种自行沟通是否有效，但凡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对员工而言，肯定已无回旋余地。事情无论成败，出头谈判的人肯定是要走人的，甚至弄不好，他们就是秋后算账中要处理的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这实在是当今劳资关系的悲哀——中间斡旋组织的缺失，不仅仅是工人的悲哀，同时也是资方的悲哀。
工会哪里去了？中国工会会员超过两个亿，不是号称世界上人数最多吗？一个世界第一的组织，往往在具体的群体性事件中让位于老乡，其间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按说，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中国，亟须建立比较完善的劳资博弈机制，而劳资能否合理合法地博弈，往往取决于中间组织、也即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组织。
然而，至少从目前看，国内工会组织在某些涉及工人根本权益的问题上，是令人遗憾地缺席着的。利益代言让位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总目标是一个原因，其自身与所代表的工人缺乏水乳交融的联系，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而恰恰在工会组织缺席的地方，枝枝蔓蔓的老乡组织部分地填补了空白，甚至成为工人的主要依赖。
纵观近期以来多起群体性事件，老乡关系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扭结、组织、整合作用。一呼百应，一呼千应；招之即来，挥之不去。情绪一旦失控，就会偏离最初时的目标，从不满到破坏，以至于祸患丛生，影响社会稳定。分析老乡关系之所以在其间起作用，根本上源于大批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饥渴症”。
前文说过，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加速期，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田园进入工厂，这种进入非但没有打破农民固有的老乡联系，很多人恰恰是通过老乡相互介绍进城的，他们是游离于现有劳动力市场体制之外的。有媒体披露，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调查发现，农民工进城就业近九成通过亲属、朋友、老乡等个人关系得到就业岗位。
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工一旦有事，其所依靠的最有效最便捷最习惯的力量，依然是老乡。实际上，有些敏感的地方和企业已经开始正视这种力量。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镇有一个“老乡管老乡”工作组，聘请输出地干部管理外来人口，对外来务工人员实施有效管理，以“共同享受文明成果”。（《人民日报》11月22日）
在涉及到劳资纠纷、外来人员与当地人矛盾等问题时，“老乡管老乡”起到了积极的调和、纾解以及维权作用。类似愿景，不仅是劳动者的愿景，也是各级工会的愿景。值此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如果我们的各级工会能够切实以老乡为切口，将矛盾和缘此而生的不良情绪提前化解，“群体性事件”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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