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任”作者否认造假 谢亚龙成国足“钉子户”

　　任安康市市委副书记时：赤脚翻山探望受灾群众

　　李承鹏说谢亚龙脾气很暴躁，他说：“去年，广州有一个球迷在赛场大骂谢亚龙下课，那时候喊谢亚龙下课还没有成风。

　　这件事，有一个人根本无法相信曾经如此亲民的谢亚龙会对球迷说这些话。这个人就是谢亚龙在陕西省安康市当市委副书记时的秘书李润林。他一直搞不懂，为何当初一个备受人民爱戴的市委副书记竟会成为当今足坛的罪人。

　　有记者曾问谢亚龙：“在中国足协工作，是不是你所呆过的面临困难最多的一个部门？”谢亚龙回答说：“中国足球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管理中国足球算不上最难的……当一个县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时，那老百姓真是苦啊，作为县领导那真是寝食难安啊。另外一般一个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还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足协要比一些地方县市要好过得多……”

　　谢亚龙之所以会有这些感触，缘于自己2002年到2004年到陕西省安康市挂职锻炼的经历。

　　李润林当时是谢亚龙的秘书，在这个谢亚龙饱受争议的时刻，他向《青年周末》记者回忆谢亚龙出任安康市市委副书记时的艰苦生活：“他从北京来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还和妻儿长期分居，挂职的那段日子一直都很困难，他自己也说那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段时间。”

　　2003年8月的洪灾李润林现在都还记得，“安康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但那一年灾害特别严重”。

　　那次受灾之后的下乡，是他最为难忘的一次，“有一些村子完全和外界失去了通讯联系，谢亚龙坚持要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去”。当时，由于安康处于山区，很多道路已经被冲垮，“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走着进去，路上有时会下雨，泥泞的山路异常难行，运动员出身的谢亚龙表现了惊人的体力”。当时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些食物和水，谢亚龙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有时候看到我们累了，他主动要帮我们背，不过我们没好意思。”

　　李润林清楚地记得，他们从上午10点一直走到天黑，用了足足七八个小时，翻山越岭才到达目的地狮子坝村。那时的谢亚龙已经全身湿透，只穿着一只鞋——“另一只鞋子在路上陷在泥里扯不出来了，只能赤脚走完剩下的路。”后来他们临时从当地农民那里借了鞋子，生起一堆火烘烤湿漉漉的衣服。

　　由于当时电力已经全都中断，李润林等人只能去商店买高价蜡烛，举着蜡烛去走访农户，分发物资。在这一场灾害中谢亚龙的表现至今让村子里的人难忘。据李润林的讲述，当时还有村民看到谢亚龙后，直接跪倒在他面前说“谢书记啊，我们苦啊！”

　　“这毕竟是市领导第一个来到狮子坝村的，那个村子太偏远了，基本上市里领导即使去也是坐车路过，一般就是镇里和县里的领导去看一看。”李润林沉默片刻，这样向记者解释。

　　任足协副主席初期：借伍绍祖的光进足协，为人低调

　　谢亚龙在担任足协副主席之前，曾干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他当过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当过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当过陕西省安康市市委副书记，这其间，他还当过原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的秘书。

　　“他曾经度过一段十分郁闷的时光，那是在伍绍祖离任之后。他先后在田管中心和科研所就任副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没有想到人过中年时还会有第二次机会”李承鹏说，“伍绍祖在新任体育总局局长拜访之际出于旧情，提出了谢亚龙的名字，那是在2005年年初，这是老上级和老部下，新上级和老部下之间的投桃报李，最终谢亚龙在抛出一份‘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的论文后坐上中国足协头号座椅。”那份“孙悟空产权”的文章中用孙悟空与目前中国金牌运动员的处境作比较，从某种角度表达了一个秘书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上的聪明。

　　此外，与谢亚龙打过交道的一些人还这样评价他：谢亚龙行事谨慎低调。一次全国大赛，一位记者与他同机前往。在办理登机牌时，这位记者说像他这样的局级干部可以坐公务舱。他一笑说：“什么局级干部？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干具体事的，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什么领导，普普通通的一个办事员。”当时传说足协的几个领导一般坐飞机都会选择公务舱，他说：“不一样，他们受关注度高，都是名人，坐在经济舱面对那么多人，恐怕招架不住。”

　　一位足球记者也称谢亚龙刚上任时低调，没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没发表什么宣言。为了证明他的低调，该记者举例道：“还有记者把他堵在厕所门口，问了两句，写了半个版的专访，第二天，他出来否认那些不是他说的。但四年过去，谢亚龙多多少少也沾上了一些足球圈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