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显示农民工并非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11月30日中午，一场别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在石家庄某建筑工地展开。国新摄

　　"12•1"世界艾滋病日专题报道

　　农民工不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本报记者 张文凌

　　社会调查结果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

　　2004年9月，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我国云南西部的保山市至龙陵县之间开始修建一条长约80公里的高速公路（简称“保龙高速公路”，目前已竣工通车）。公路建设地区距中缅边界约100公里，这一线是云南省受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高速公路建设在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加某些疾病（尤其是性病、艾滋病）向周边社区蔓延的危险。

　　为减少保龙公路建设可能带来的潜在社会危险因素，2005年，云南省政府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设计了一个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项目——“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也称“保龙安康行动”），该项目由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执行、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和保山市疾病控制中心共同担任监督评估和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此次调查分为基线和终线两次调查。项目组近40名成员针对不同人群特征用不同的抽样方法，对筑路工地人员，公路沿途周边洗浴中心、娱乐场所、酒吧、宾馆、美容美发店、路边店中从事商业性性服务的女性，以及与筑路工地联系紧密的村寨务农青年、工地附近乡镇打工青年和乡镇中学里16岁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为使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更能科学地评估政府和其他部门以及“保龙安康行动”在这个地区的作用，该项目还在与保龙高速公路筑路环境相同、筑路工人的教育程度及月收入等一般特征极为相似的保山市腾冲县至缅甸密支那的二级公路上建立了对照组，其调查结果与保龙高速公路的调查结果基本没有差异。

　　令人欣喜的是，调查发现：“尽管保龙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临近艾滋病和吸毒的高流行区，但目前建设工地尚未发现静脉注射毒品和艾滋病蔓延的情况。”

　　“非技术工人寻求商业性性服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这是我们这次调查中通过多种途径得到的能够印证的信息。”项目组一位调查员对记者说：“我反对把农民工看做洪水猛兽，反对把农民工说成都在嫖娼。”

　　这位调查员说，农民工里也有不同的群体。调查中，他们把筑路工人分成若干亚群体来调查：项目管理人员、监理、包工头、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司机。而在建设工地里，非技术工人占了大多数，其中一些北方来的工人称自己为“笨工”。他们从事着挖石方、挑土等工作强度大且单纯的体力劳动，经常加班，生活条件艰苦，吃着大锅菜，十五六个人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工棚里，不仅收入低，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

　　这些大部分都已结婚的工人，妻子不在身边，虽然也有人会说“谁总想吃素，也想吃点荤”，但受收入、交通条件、交往需要等影响，他们中很少有人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每天工作那么累，哪有那个心思去耍。再说怎么消费得起？一天才挣那么一点钱。”某标段的一位农民工说。

　　一名洗浴中心的“性工作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上面住的那些人拿钱不多，他们也消费不起。我们接待的都是其他客人。”

　　记者在《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基线调查报告》中看到，非技术工人是“筑路工人各人群自报告近一年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行为的比例”中最低的，有95.9％的人没有这一行为，95％的人在最近一年里没有与临时性伴侣发生过性行为。

　　一位工人说：“我们家生活困难，地不多，一家老小都指望我出来挣钱回去，让家里日子好过些，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不会乱花钱，更不用说乱来了。”

　　另一位工人说：“娃娃读书等着钱，我们再苦再难也不能耽搁娃娃，我把烟都戒了，就是为了多带点钱回家。”

　　“严肃客观的社会调查结果往往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人们总以为农民工是一个性活跃群体，对婚姻和性生活有很大需求，离乡背井后，很容易发生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梦想和对未来的规划。”昆明医学院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张开宁说。

　　安全套和安全帽一样重要

　　在保龙高速公路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筑路工地的各人群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最多的是包工头和司机。其原因是：“包工头既有工作需要，许多部门要应酬，又有经济实力、交通工具和时间、住宿相对独立等客观条件”；“司机工作比较自由，经济收入有保障，对周围环境熟悉，75.2％的司机不是本地人，配偶不在身边，有更多单独外出的机会，工作之余经常聚集在一起喝酒，更增加了酒后高危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调查中，一位包工头对调查员抱怨说：“老家不是不要，经常汇钱回去，给家里盖了房子。干我们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边，寂寞的时候找小姑娘玩，精神上有个寄托。再说了，现在找个工程也不容易，有时候要公关，请吃、请喝、请玩。喝酒、唱歌请小姑娘陪陪，有气氛。”

　　当调查人员问这位包工头是否领用过安全套时，这位包工头嘿嘿笑了起来：“安全套？发过，没好意思领，都堆在办公室里。”

　　近年来，推广使用安全套已成为防治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2006年11月出台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在机场、码头、车站、工地等人口集中场所，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营业场所摆放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宣传推广使用安全套。”但在此次调查中，研究者们却吃惊地发现，虽然大多数筑路工地人员都知道使用安全套，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求商业性服务时仍然不使用安全套。根据包工头和司机等人的自报告，他们与临时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都很低。其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看来确定“性工作者”是不是健康，认为没有病，就可以不使用安全套；有人则认为，以前没使用安全套也没有病，所以不需要。较多的原因是“本人不愿意使用”、“性伴侣没有要求”、“身边没有”等，还有一些原因是“觉得离性病、艾滋病较远”、“农村小姑娘比较安全”。一位司机说：“也用过。但有时候忘了带，就不用了。再说，相处时间长了，彼此都比较了解，应该没什么病，双方都比较放心。”

　　“无保护的性行为会成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威胁。”一位调查员说：“筑路工地各人群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不仅在于寻求商业性服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在寻求商业性服务时不用或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不坚持使用安全套，使和公路建设相联系的女性商业性“性工作者”在应对性病艾滋病方面的脆弱性增加。与城镇里的“性工作者”比较，路边店的“性工作者”更加脆弱：接客数量多，却几乎没有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很欠缺。

　　调查发现，虽然老板告诉这些女性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却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没有使用安全套。例如：“处于被动地位，客人不愿用而自己又无法说服”；“遇到熟客和自己喜欢的人”；“认为当地没有艾滋病，得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客人加钱”；“相信自己身体好，不会被感染”。

　　此外，调查还发现，修公路增加了周边社区村民就近打工、出售农副产品、出租房子的机会，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入，带动了当地服务业、餐饮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沿途各种娱乐场所的发展，出现了娱乐场所跟着公路走的现象。由于交通相对便利、大量外地人员到来，使当地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交往行为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在所调查的社区青年中，校外青年和在校学生几乎同龄，但相比之下，校外青年在性病艾滋病应对方面更显脆弱。例如，校外青年自报告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村寨青年为45.4％，乡镇青年为36.8％，学生自报告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为12.5％，校外青年是在校学生的3~4倍，而且他们的性行为往往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当地传统观念认为，年轻人在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更不用说使用安全套，这成了影响安全套发放、领取、使用的原因之一。

　　据调查，大多数社区青年都知道安全套的销售点是医院、计划生育机构、药店和私人诊所，他们最愿意去购买安全套的地方是医院、药店和成人保健用品店，只有少数社区青年提到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对于在社区安装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和设立安全套售卖点，大多数被访的社区青年都表示赞同。而不赞同的人认为，安全套的公开销售有损当地社会风气。

　　“建筑公司更关注的是筑路进度和工人安全，戴安全帽等安全事项在工地深入人心。而安全套也应该和安全帽一样列入安全知识教育，才能使防治性病艾滋病工作更易实施并经常化。”张开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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