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身患其他疾病，需要外科手术，却因身份遭到多家综合性医院拒绝和推诿。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一般的情况下还是不敢做这样的手术。”
究竟是艾滋病增加了手术难度？还是对艾滋病的恐惧让医生望而生畏？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医院医生，他们以前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从心理上来说他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
患者在病痛中等待，医生对健康威胁的担心，医院必要医疗条件的缺乏，面对现实困境，制度上还存在哪些空白？世界艾滋病日，关注艾滋病人手术难，《新闻1+1》为您解析。
演播室主持人(王跃军)：
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1+1》。
不久前我听到了一个患急性阑尾炎的病人死亡的故事，故事当中这个人患阑尾炎为什么会死亡呢？是由于他没有得到非常及时的手术治疗，为什么没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呢？是因为当时的医生委婉地拒绝了手术，医生为什么会拒绝手术呢？是因为这位患者是一位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医生怕手术感染自己。
这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艾滋病病人的的确确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身患除了艾滋病的其他疾病，不能够得到很快有效的这样一个医治，结果使这个病情加剧，甚至是威胁到了生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委员会主任戴志澄先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艾滋病病人除了艾滋病之外，身患其他疾病的时候就医的这种困难。
(播放短片)
黎家明(艾滋病感染者)：
非常难受，非常疼，穿鞋穿袜子都很难，疼得很厉害的时候就吃止痛片，然后贴膏药，然后做理疗。
解说：
黎家明，艾滋病感染者，由于坚持抗病毒治疗，黎家明血液里的HIV病毒已经检测不出了，但因为治疗血小板减少，而大剂量使用激素，使他双侧股骨头坏死。六年前，他将自己的感染经历和心路历程写成文字在网上连载，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采访，被人称为“最神秘的艾滋病感染者”。
(《新闻调查》片段)
主持人：
今天的《新闻调查》，就让我们走近这位被称作是中国最神秘的艾滋病病人黎家明。
解说：
六年以来，黎家明结交了许多像他一样的病友和爱心人士，并继续在网络上记录他和艾滋病不懈的抗争。
黎家明劝慰一位有自杀倾向的艾滋病感染者：
每个人也许还有很多烦恼，孤独，痛苦，我也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活着，没有理由不追求快乐，没有理由不享受美好的生活！
人说：债多了不急，虱多了不痒，我说：病多了，也就不愁了！
解说：
爱心阳光，黎家明的个人网站，这里真实记录着他与命运的抗争。
尽管在媒体以及艾滋病病友圈内声名远播，但黎家明的家人对他遭遇的一切直到今天还一无所知，他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一个人在远离家乡的都市里默默承受着一切。
黎家明：
我现在拿药是在上海拿，如果一旦我要回去的话，就要在当地我家乡的疾控中心挂号，恰恰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在疾控中心里，这条路是彻底断掉了，没办法。事实上对于股骨头坏死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髋关节置换手术，吃中药的保守治疗只能缓解一时。
解说：
黎家明之所以选择保守性治疗，除了高达10多万的手术费让他望而却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一般的艾滋病定点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外科手术，而大型综合医院里却因为他的身份将他拒之门外。
黎家明：
当时咨询这个医生的时候，他是说可以的，他们完全有这个手术能力，而且成功了1000多例，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了，我说我还有感染艾滋病，他就很惊讶，当时他说真的假的，我说是真的，因为我也不想让医生冒风险，他就说还是建议你保守治疗吧。
记者：
你没有去告诉他实际上这个病毒已经得到控制了？
黎家明：
都说了，我说都已经控制了，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解说：
拒绝接受艾滋病人黎家明的并非只有一家综合医院，就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黎家明还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找那根救命稻草，因为他的股骨头坏死已经达到三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为了体验他的困境，我们的记者特意以患者家属的名义拨通了国内某知名骨科医院的电话，院方很乐意满足记者的手术要求，但当得知患者是艾滋病患者时，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记者：
我这个哥哥他还有别的疾病。
电话连线：
所以你要过来看能不能做手术。
记者：
他那个病是什么，我给你说一下，他是艾滋病，艾滋病在咱们这儿可以做手术吗？
电话连线：
艾滋病应该不行了。
记者：
我的意思是如果艾滋病能做的话我就过去，如果不能做。
电话连线：
不敢，真的不敢。
记者：
那我们给钱呢？
电话连线：
不是钱的问题。
解说：
让黎家明感到不解的是，国家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已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艾滋病患者去综合医院求医过程中，他们的权益却很难得到法律保障。
记者：
既然有这个法规的话，你们可以去告他呀！
黎家明：
第一，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第二，他不是没有给你治疗，他采用的是保守治疗，任何疾病都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没有错，你怎么告他。
解说：
事实上，黎家明的遭遇却并非个案，类似的案例近些年来也屡屡被媒体报道。黎家明专门撰文，呼吁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外科手术问题刊登在11月27号的《南方周末》上，因为在黎家明看来这远远不是他一个人的苦难。
黎家明：
因为媒体的关注，我算是幸运的，但是医患之间的这种矛盾不能永远只靠媒体去解决，媒体或许会在12月1号艾滋病日关注艾滋病，关注艾滋病人，他会一直关注吗？而这种医患之间的矛盾，我们只能靠媒体去解决吗？媒体又是否会关注每一个艾滋病人的外科手术问题呢？
主持人：
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艾滋病病人的声音我们也都经过了处理，但是我们听起来依然感到非常得沉重。
的确，他们除了艾滋病之外，其他疾病在医疗过程当中遇到很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的主任李兴旺，李主任您好。
李兴旺(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你好。
主持人：
李主任，您是从事这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员，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像艾滋病病人，对于像给他们做手术的医生来讲，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危险？
李兴旺：
我想是这样，如果说从专业角度来讲，这种我们叫做职业暴露，就是暴露在高危这种情况下，一般讲，他的每一次的风险，据统计应该是在3‰左右，应该说几率不是很大。
主持人：
我们看到在一些片子当中介绍，很多艾滋病病人看其他疾病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比如像手术，医生比较困难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邀请其他方面的医生来进行手术和其他方面治疗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怎么样来满足艾滋病病人的需求呢？
李兴旺：
我想是这样，从我们地坛医院来讲，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也承担了许多艾滋病病人合并其他的，比如外科手术情况，比如讲我们曾经做过同时是艾滋病，又有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的病人，我们院都做了这些手术。
我想这里面一个是从地坛医院来讲，这家医院有一个比较好的外科，能够满足这些。另外，可能有些手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这样可能需要我们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协调，比如讲请其他的外科医师到我们医院来共同为这些病人做手术，作为地坛医院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毕竟是个传染病医院，有比较好的消毒隔离条件，这样就可以解决病人所面临的外科问题。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说可能要请别的医院的医生，实际上对于艾滋病病人患了其他疾病，究竟应该是专科医院来医治，还是比如说综合医院，或者说所有的医院都应该来进行医治？
李兴旺：
我想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这样，因为艾滋病病人手术难的问题，我想它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情况，我想比较好的办法，应该在一个地区应该有一家比较好的、成规模的、有能力的一家医院能够作为一个指定医院，它来承担这个任务，这样使我们的艾滋病病人他碰到外科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保障。
另外我想还要有一个机制，我们说一旦有这个机构承担这种义务的话，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的外科医生有一个保障机制。比如讲如果说他一旦在手术过程中比如把手弄破了，或者有一些伤口出现了，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对伤口的处理，甚至一些预防药物的应用，这样使他的健康能够得到保证，这样我想可能能解除我们外科医生的后顾之忧。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
戴主任，刚才李主任在谈话当中也提到了，比如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感染的几率，我们这儿也有一个资料，这个资料表明，医务工作者被艾滋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几率是0.33%，也就是说在3‰左右。粘膜表面暴露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是0.09%，相当于万分之九，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所了解到的，在我们国家好像感染率为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防护工作做得好呢？还是说实际上我们医生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做得少？
戴志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特邀观察员)：
对我们国家来说，恐怕主要是手术做得太少，不是少，而是太少。因为什么？本身从国外的资料，它有统计资料，我们国内因为做得太少，所以就没有这个统计资料。那么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医院他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规范，非常的正规，也就是说贯彻普通反复的原则，就是说有风险没风险，我们都按照一切正规的规定去做，认认真真去做，这个感染率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主持人：
我们也看到很多艾滋病病人写的文章，包括他们所提到的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片子当中的家明，他提到一句，说我想念白求恩大夫的在天之灵，这话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悲凉，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们目前现在的医生来讲，有没有权利来区分什么样的病人应该治，什么样的病人不应该治？或者说艾滋病人我就不治？
戴志澄：
你说起这个问题，从我自己从事公共卫生工作50多年，我是很不愿意把医德，就是医疗道德和当前艾滋病感染者并联，不能够进普通的医院进行手术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对我来说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联系这个事儿，我就要想到我们那么多的医务人员，他在抗震救灾，在很多应急事件，包括在2003年SARS期间跟很多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做斗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么英勇、无畏，涌现出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那么怎么会在艾滋病这个问题上老迈不出这一步。
主持人：
为什么？
戴志澄：
为什么，我不大愿意用医德来解释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还是恐惧，对艾滋病这个疾病的本身缺乏一个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说不是认认真真，拿现在的话来说是科学发展观来看待艾滋病，不要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从艾滋病本身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看，它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
主持人：
那么对于艾滋病病人来讲，得了其他疾病就诊难这样的问题，像医院医生是怎么考虑的？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自己的专业外科门诊的艾滋病定点医院之一，在这里有专业的外科医生团队为艾滋病人提供各种非艾滋病病种的外科手术治疗。
刘保池(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科主任)：
上星期三个病人，一个就是肾功能不好，在别的医院一查HIV阳性，那么就转过来。
另外还有两个病人，一个是肝癌，另外还有一个骨折的病人，还有几个病人是肛瘘，也是在外边已经排上手术了，第二天要做手术了，突然术前检查报告出来了，HIV阳性，不敢做，也转过来了。
解说：
来到这里就医的艾滋病分病情各不相同，但同样都是因病需要进行外科手术，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专家团队的治疗，也能够享受到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和良好的卫生条件，最重要的是这里不会因为他们是艾滋病人而拒绝他们。
这就是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手术室，为了保障手术中医护人员的安全，医院引进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消毒隔离程序，有了这些保障，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手术中医务人员自身的安全性，也消减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人员：
我们现在用这种视频咽喉镜，这个视频咽喉镜是通过口径前面的一个摄像头，直接远距离操作，我们通过这个屏幕来看到病人的喉部的情况，这样避免了病人直接面对医生，造成医生的职业暴露。
解说：
职业暴露，是指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或其他工作过程中，被HIV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HIV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它锐器刺破皮肤而具有被HIV感染可能性的情况。
刘保池：
这个东西可以防止手术台上的病人做手术血喷出来，进行保护，如果血液进到眼结膜里面，会增加职业暴露的可能性。
解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样，为艾滋病人提供外科手术的医院在中国其实还仅仅是个个例，艾滋病人的手术给医生带来的风险究竟有多高？国际上的统计数字是0.33%，在手术中一旦因为血液、体液污染，或者被针头、手术刀、剪子刺破皮肤而发生职业暴露，只要在4小时内采取紧急处理，服用三周的药物，就可以将感染的风险降到十万分之四，但即便如此，往往有时艾滋病患者仅仅是做个小手术，很多医院也都以各种理由推诿，以至于让有的患者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何有些医疗工作者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和歧视甚至高过普通公众。
卢洪洲(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院长)：
那么一旦他这个科里面收了一个艾滋病病人，不仅是医生有恐惧，或者有一些心理方面不能适应，都在这个病房里面的这些其他病人，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艾滋病人，其他病人可能都要逃走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解说：
从制度上讲，中国目前还没有对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医务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医务工作者对艾滋病的认识也有待于普及和提高。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医务人员在为艾滋病人进行治疗时，精神上确实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外科主任刘保池曾经参加中国医疗队，在赞比亚工作两年，对此深有体会。
刘保池：
第一次为一个艾滋病病人手术的时候，知道这个病人是艾滋病病人，我手术非常小心。我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手套破了，隔着手套发现手里边有血，特别紧张，赶快把手套摘下来，摘下后发现手指有血，很清楚，这个血是艾滋病病人的血，马上就去洗手洗干净，也没破，任何感觉也没有，不能不做手术，病人还在手术台上，又重新把手套戴上，把手术继续做下来。
当第一次接触病人血的时候，心里面的心情特别复杂，想着万一真要是感染了怎么办，不好交待。
解说：
如何让更多的艾滋病人得到良好的救助？如何让艾滋病人不再在非艾滋病的就医道路上遭遇尴尬？我们未来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主持人：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1+1》。
戴老师，实际上面对艾滋病病人其他疾病就诊难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人感觉很矛盾。实际上国家有相关的艾滋病防治的条例，比如像第四章第四十一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艾滋病的防治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
同时，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他疾病进行治疗。
但是从刚才这个片子当中，我想我们看到专科医院的一些治疗方法，但是我想我们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医生也是人，您刚才提到恐惧，他也有家庭，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健康。另外好像还要顾及一些名声。另一方面，从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像医院也面临一个成本的问题，来了一个艾滋病的患者，会不会使他的就诊率降低，或者说使用一次性的器具会增加医疗的成本。
所有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我们觉得好像医生也好、医院也好，也有他的一种理由，你怎么看？
戴志澄：
是这样的。认识这个病不等于从行动上，我知道这个病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科学的，是正确的，但是我行动起来，可能我就畏惧了，恐惧了。好像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它是随意的一种调查，从认识上面正确率可以达到95%、100%，但是落实到，有一个题目叫你愿意不愿意和病人，和感染者在一起生活，这个题目，落到这个具体上面来，那比例就很低了，大概只有8%，有80%几的话都回答不愿意，他知道艾滋病是哪些能传染，哪些不能传染，明明知道的话，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主持人：
实际上医生应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该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更强一些，他怎么还有恐惧？
戴志澄：
所以我想，因为他风险比一般人还要大，他跟病人的接触，血液的接触，体液的接触，还有特别是做手术的，皮肤的伤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的风险应该说比一般的医生和比普通的老百姓要高的多。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很多医生不愿意给艾滋病感染者或者是病人做手术，应该说换位思考的话应该是理解的。
主持人：
那么从您刚才这个话题，我们再把它延伸开来，救死扶伤应该说是医生的天职，有的时候即便有风险，也要来把自己的天职履行好。
另一方面，从您刚才提到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一种安全上的机制，建立一种补偿上的机制？
戴志澄：
我觉得恐怕应该朝这方面去发展，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实行的一个叫职业暴露，也就是说从事和艾滋病有关的很多职业，他有被感染的这么一个风险，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包括司法、监狱里的一些人，包括戒毒的一些人员，包括公安干警，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风险，他都有一个职业暴露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它仅仅限于什么呢？你有了职业暴露以后，他规定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一种操作规程，去避免、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
下面是两位艾滋病患者讲述的求医经历，出于他们的要求和对他们的尊重，我们只录了他们的声音，并对他们的声音进行了处理，名字也用了化名。
就让我们在黑暗中聆听他们的倾诉——
艾滋病患者小陈：
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去市区的某一家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是去看泌尿外科，医生帮我开了一张B超单，让我先去做一个B超，然后我就进了B超室以后，他可能马上就明确，然后就很敷衍了事地帮我稍微做了一下B超，然后很快地就请我出去了。然后后来我走的时候，我还听到他们说赶快换床单，换床单。
艾滋病患者老郭：
一旦我跟他说了我是这个情况的话，医生都是很敷衍了事，就搪塞过去的那种，或者就给你开点口服药就回去了，就是延误了我的病情，使我的病情拖得更加重了。
艾滋病患者小陈：
现在我们的定点医院，它的科室并不全面，这使得我们很多病人不得不走出定点医院，然后提心吊胆地去一些市区的一些三级甲等医院，想去看一下门诊，可是往往都是沮丧而归。
艾滋病患者老郭：
我会觉得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流不是普通的一种医患沟通的交流，我觉得就像一个罪犯在和一个警察交谈一样的感觉，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点恐惧，因为我是觉得他们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他们都不能理解我们这个病，然后他们都是这样带有某些歧视的眼光来对待我们，那我们还能被谁理解？
(来源：央视《新闻1+1》)
(责任编辑：张勇)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