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下一步动力：自上而下交集民间创新

　　专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金融改革下一步动力辨析：自上而下交集民间创新

　　(杨燕青 录音整理 桐欣 整理)

　　金融改革30年有哪些成绩以及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对金融的理解如何完成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在未来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怎么完成金融结构的调整？

　　近日，就改革开放30年中与金融改革相关的这些话题，《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联合专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1 金融改革的成绩

　　《第一财经日报》：虽然很多人认为，与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相比，金融改革还有些滞后，但它确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你的研究角度看，金融改革30年最突出的成就或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李扬：首先，我对“金融改革滞后”这个观点有不同看法。整个经济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实体经济；一是金融。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对应的。如果大家感觉金融有什么问题，实体经济一定也有问题。

　　有人会说，在促进民营企业方面，金融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这是大家经常引用的例子。其实大家没有看到，民营企业得以发展，资金从哪里来呢？一定是金融改革中有意留出了一个空间，使得企业可以融资。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谈这个概念时有一个内含的逻辑，即金融本来应该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大的支持，但目前可能没有做到。另外，“滞后”可能是市场化的一个过程，比如利率市场等，还有很多市场没有建立起来。

　　李扬：我们的企业改革到位了吗？

　　《第一财经日报》：也还没有。

　　李扬：时时回潮。这充分反映出整个改革还是比较艰难的。金融业改革的成绩还是非常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改革启动的1978年，中国事实上等于没有金融业，那时我们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刚从财政部分离出来的。而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完备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一般从三个因素来观察，一是机构，二是市场，三是调控。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还有内外部均衡。

　　就机构而言，从原来只有一家银行到现在体系基本完备——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一些非金融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比如最近在鼓励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它实际上是从事金融活动，但不被定义为金融机构。

　　但这个体系中有轻重的问题，比如，商业银行我觉得太大、太重要了，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我们现在叫“五大”，就存款、贷款而言占有“半壁江山”还不止。然而，面向小企业、面向县城以下企业，为他们服务的金融机构很少。面向零售的金融机构也比较少。这是一个缺陷。    

　　就市场而言，我们现在也已初具规模，货币市场几个主要品种有了，看起来比较缺乏的是衍生品市场。当然，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例如曾经经历过“327事件”。应当说我们发展衍生品市场起步不算太晚。当时国债期货、国债市场本身还不健全，政策设计者有一个主导思想，即希望通过二级市场、衍生品市场反推一级市场的发展。衍生品市场遇到的障碍比较多，不断会出现，一次一次冲击。目前又是次贷危机，这使我们最近越发谨慎。

　　就调控体系来说，自从建立了中央银行，我们的宏观调控开始走向正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三个监管机构陆续设立，建立起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分离又相互配合的格局。从世界标准看，这也是比较现代的。当然这个系统究竟要基于一体还是分开，仍有不少争论，似乎有分有合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可能在“分”的方面已经到位，下一步需要考虑“合”的问题，特别是要在各种政策目标协调配合方面花点工夫。

　　对外部分，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在金融方面，我们担心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对我们形成不利的冲击。所以，在放开经常项目上非常稳健。1998年，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这之后）对于经常项目逐步在放开。资本项目放开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是在加入WTO之后正式提出这样一个目标。现在，次贷问题又使我们对此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

　　就国内金融体系来说，已经初具规模了。比较欠缺的是与国际金融体系对接、交流。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这阻碍了我们在外汇操作上做一些工作。

　　2 需求尾随与供应引导

　　《第一财经日报》：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金融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其他改革大多是自下而上的，由市场、经济实体主动推动的改革，比如企业改革。而金融领域的改革，很多是设计好、从上而下一步一步推动，市场自发的力量始终不够强。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原因？

　　李扬：有。讨论金融发展有两个理论，一是需求尾随，跟着需求走，这是金融业的金科玉律。二是供应引导，即先创造一个机构、市场，创造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嵌入经济体系。嵌入得好，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引入的，现在已成为本土的。但也有嵌入不好的，对被嵌入的机构、市场产品理解不够，尤其是在中国特有的经济体系中是否水土不服等问题考虑不周到。

　　这两种模式各自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后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恐怕需要以供应引导为主。后发优势同样也体现在金融领域。其他国家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我们就把那些有效的，尤其是被反复证明有效的拿过来。引入的东西要在本土找到根，所以，要根据需求进行改革、调整、完善。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也要开始自主创新。

　　如果危机没有发生，次贷在金融学教科书上将是非常精致的学科，是一些理论物理学、原子核物理、纯数学的博士、博士后、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设计，而且是基于现代IT技术之上、丝丝入扣的学科。我到耶鲁大学访问的时候，跟那里的学者座谈，他们说金融真是精妙，美国和俄罗斯航天飞机对接的技术都已经运用到金融上。但也因此遇到技术是否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问题，经济是社会活动，金融产品的创新基本属于技术范畴，技术要发挥好的作用，要与社会契合。

　　3 需设计全面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提到供给推动的模式，很多方面需要放松管制，比如在市场、机构等方面。你觉得未来在这方面能够做什么？

　　李扬：先就金融服务现代化谈一些看法。我们过去提到金融，就是存款和贷款，后来逐渐引进国外的概念、经验，将其看成为一种金融产品，和其他工商企业一样。现在叫金融服务，有时把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连起来使用，但服务一定是放在前面。名称的变化突出了金融是属于服务业的概念，不只是生产一种产品然后去卖、推销。我们有不少机构是这样做的，间或发生在保险、理财，基金、股票、债券等领域。金融被当做产品，是一次性交易，卖掉就算了。服务的概念完全改变了。

　　实际上，产品只是服务的手段之一。比如理财，一些金融方案的设计等都属于服务范畴。要从卖产品的供应商的角度转变服务提供商的角度。这个转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设计全面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方案。

　　1999年被大家引用较多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也体现了这样一个概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几个银行法也基本是在产品层面：利率怎么定、产品要不要审批、ATM机怎么设置、这个产品是否允许商业银行操作等。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转变为一个综合概念。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首次系统地让人们接触了服务的概念，金融被放在服务业里。大家说服务业谈判最艰难，别人在这个领域要价最高，领域也涉及最宽。从那以后我们才逐渐接受了服务的概念，并以之策划金融发展方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概念在金融业的引入和我们以人为本、民生第一这个概念完全一致。所以，要使得金融领域、金融产业成为良好的社会服务产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总目标。在这个总目标下，应当在很多领域有所推进，而且要由新的概念来推进。金融业发展到今天，对全体公众提供服务是天生的职责。所以，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为贫困户提供服务的机构非常重要。

　　举一个保险的例子，以前我们的保险就是设计一种产品然后去推销。在试点中，我们发现，在江苏的一个村里，村民要买“半个保险”。你提供完整的保险服务，他不需要，同时也没钱买，可能就出现两个人买一个保险产品的现象。这就充分体现出我们没有服务概念。最近开始出现小额保险服务，这就是比较好的例子。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多事情可做。如果转向服务的概念，你会发现在很多事情上，跟过去的看法就不会一样了。

　　在我看来，下一步中国金融体系主要是要发展面向基层、面向普通百姓的机构，特别是小额贷款这种机构。

　　4 利益结构变化必然引致银行向其他领域拓展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金融机构本身又是商业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国际上也有尤努斯模式的村镇银行，它是以非营利为目标的。

　　李扬：尤努斯模式的村镇银行恰恰是一个例证，即为穷人服务的机构也是可以遵循商业原则的。如果纯粹所谓政策性、福利性机构，就不是金融，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金融机构作为商业机构当然要赚钱，首选是大企业。但大企业逐渐开始离银行而去，因为它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资，有无穷多的筹资渠道。因此在对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竞争激烈自然利润就薄了。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变化必然引致银行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这个领域自然是中小企业。它其实也是一个利益驱动的过程，而利益结构调整的背后是经济发展不断推进的过程。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企业也越来越需要中小企业的支持。这就是实体经济也提出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互相配合的要求。金融服务自然要跟上。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说创新，很多人自然而然想到大企业、国有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举一个例子，一个新的技术产生就意味着老技术附着的一些老的设备没有用了。创新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人员要重新培训，（一些旧）厂房要废弃等。所以，总体来说大企业不是创新的主力。大企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创新靠什么呢？发现小企业然后并购。小企业在一个已经被人占满的市场怎么生存呢？自然要创新，特别是那些科技型小企业。社会发展就是靠创新。所以，这体现在企业关系上，就是大企业不断吸收小企业，然后不断发展。当然，一个新技术想全面推广要靠大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的结构必须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未来的经济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怎么才能完成金融结构的巨大变迁呢？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呢？

　　李扬：上、下这个关系我还得再说一下。中国很多创新和金融业的发展，事实上是从下而上的。比如同业拆借、回购、债券交易等，最早都是在民间发展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意思是，靠经济领域自发产生的金融创新动力就能够使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自发产生出来，还是需要监管机构或相关部门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吗？

　　李扬：监管机构和货币政策机构应当及时发现问题。我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小额贷款公司最早是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研究，可能以人民银行为主来做的方案。这个方案和过去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方案如果通过就意味着这两个机构放弃了很多监管内容。这就是从传统概念转向服务概念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所有这些事情都表明我们正在转变之中。

　　《第一财经日报》：小额信贷操作过程中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小额信贷为别人提供服务，因为风险高而利率更高；又有人认为要支持弱势群体、支持“三农”，利率又不敢定得很高。你认为，这些矛盾是不是因为市场化进程还没有完成？

　　李扬：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是很重要的事。有几个要点；一，它的利率是在很多调查的基础上做的规定，它是国家结转利率的四倍，正规经营贷融资是可以存活的。二，目前进行的只是金融活动而不是货币创造的活动，不能吸收存款。发展一段时间后如果做得不错，可以通过批发性渠道获得资金，再往下还可以发展成银行，就可以吸收存款。因为有这样一些前景，各地对此反响很大。

　　《第一财经日报》：但门槛还是比较高，不是那么容易进？

　　李扬：如果按照规定的技术门槛，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申请者都能达得到。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规定，这些踊跃的呼应，也说明我们的金融改革逐渐深化了。

　　5 适应民间金融创新，监管机构当有所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谈到，有分有合可能是监管最好的模式。我们目前还是分业监管，要适应金融服务转变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是这样吗？

　　李扬：我们现在的监管还有一定程度的官僚化，发展受到一些限制。与推动民间金融创新相适应，监管机构也应当有所改变。它具体的表现应该是，从审批到备案是一个容忍创新的框架。监管机构要为普通的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接受者提供制度保障。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综合经营这种趋势？

　　李扬：整个金融业要从分业经营转向综合经营，这是一个趋势。最基础的原因就是，金融业是服务业，面对的每个客户都有多种需求。多种需求在分业的框架下很难得到满足。

　　此外，金融其实就是一个字：钱。金融就是找最赚钱的地方，是要流动的。流动就自然有综合经营的要求。但是大家要注意，允许综合经营这个步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它与法律上最终确立综合经营的框架是有距离的。当然，还是要从保护金融市场、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维持金融稳定，这都是基本目标。因为我们还是看不清楚打通之后究竟会是什么样。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整个现代化金融体系中，衍生品市场发展还不好，包括债券市场。长期来看，我们的债券市场如果靠市场自发一点一点发展，它可能永远达不到它应该有的规模。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自上而下的推动方案？

　　李扬：是这样。如果真放开，市场规模会迅速做大。有政府来引导，它可能会迅速做大，但也可能步履蹒跚。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步履蹒跚的情况。与企业、实体经济相关的债，现在还是由好几个部门分管。发改委现在管的实际是项目债，但鉴于这些项目很多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所发的，它在一定意义上又像是市政债。证监会搞公司债，它又与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监管环境阻碍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我们能做的，在理论上很简单，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发展战略。但实际操作情况很复杂。

　　6 机构投资者的成长

　　《第一财经日报》：现代化市场体系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机构投资者。从国家层面如何推动其成长？

　　李扬：关于机构投资者我有些保留观点。对机构投资者拔苗助长不可能有。我觉得，一个拔苗助长的例子就是基金。基金是一个机构，不是散户，特别是开放式基金。但它是散户行为。机构投资者是人们对于市场结构特别是投资者结构事后的概括。典型意义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些机构还很弱小，刚起步。这与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有关。说它们是机构投资者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投资行为与散户不一样。由于它的经营方略是稳定，所以投资行为不会那么急功近利，它才会成为市场的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机构投资者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拔苗助长恐怕有问题。

　　7 货币政策范式调整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货币政策范式，也是你特别的关注的领域。能否评析一下货币政策范式改革的方向？

　　李扬：所谓货币政策范式是一种概括，即货币政策工具是什么，调控是什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传导机制是什么等。我们现在的范式是什么呢？我们的调控有两个目标：一是货币供应量，还包括结构、利率等。我们现在的范式是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调控达成对最终对象——即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就业等的调控。这需要调整，是因为这样一种间接调整看起来有问题。整个间接调控需要传导，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首要的变化就是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以基金为例，证监会批了一个基金，开始有人去买，从个人买基金到基金投资，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一笔存款从居民客户账上移出，然后进入基金发行的账户，就存款的总量而言没什么变化。假定它是一个股票型基金，基金的筹集者通过基金管理公司将这笔钱投入股市。股市多了一笔钱，企业拿到了这笔钱。整个过程货币供应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感觉社会资金多了，上市公司钱多了，这只是结构变化，只是一个创新、一个产品的推出导致的变化。它解释了经典的流动性。流动性的提高使得可贷资金量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制度引入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呢？货币政策调控什么呢？调控的是货币供应量。供应量发生了结构变化，A账户转到B账户上，存款的账户可能转到企业的账户，一个基金的账户转到那个账户上，此涨彼消，总量没有变化。（调控）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是有效的、有利的，但是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有效控制经济。我们感受到的是流量，即存量乘以流通速度。

　　《第一财经日报》：流量变成以前的若干倍？

　　李扬：对。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就因为金融创新抵消了。

　　另外一条途径是控制利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产生导向，但是上述活动都可能对利率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从整个金融改革大背景出发，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在未来改革中能做什么呢？

　　李扬：大家可以看下格林斯潘的《我们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书里谈到，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这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1992年，格林斯潘正式在国会坐镇时说道：鉴于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关系越来越疏远，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我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也快要到该放弃的时候了。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所谓新的范例叫做“通货膨胀目标制”。老的范式就是调控货币供应量、利率——利率不行，就用货币供应量，倒来倒去。而“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上是越过中介直接到目标，叫宏观经济变量的一个范式。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预定目标，货币政策手段怎么使用都无所谓。现在我们受约束，比如年初规定M2增长16%，这就是隐约束。至于16%是否控制得住，控制住了对经济影响是好是坏，在我们过去的范式中不太被关注。但是，以后关注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只要达到既定目标，货币供应20%或者11%都无所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比较关注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也关注国际收支，关心通胀。

　　《第一财经日报》：能不能对未来的金融开放作一些展望？

　　李扬：开放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开放的步调，开放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二是在开放的背景下相关机构配合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主张采取保守的态度或者说应该慢一点。我们现在体制上是慢了，很多东西没放开，事实上我们不是慢，叫“明紧实松”。体制上还是要有所限制，尤其是资本流动。现在看起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主要是资本流动造成的，但我们对此还不是很了解。在这个问题明确之后，我们恐怕还要谨慎设计监管协调、调控协调等，还有进一步的政策之间的协调。按照目前政策理论分析，不同政策需要不同部门分管，具体到例如汇率、利率等问题，可能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工。

　　（本文由本报编委杨燕青电视对话李扬录音整理而成，桐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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