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海归的理想嬗变

　　11月11日，紫禁城内外热闹如昔，与其仅一墙之隔的一处建筑内，一场小型午餐会正低调进行。

　　围桌而坐的这一席人中，许多面孔都并不陌生：王辉耀、丁健、杨澜、邓中翰、刘江南、张朝阳、王波明、李彦宏、汤敏，他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头衔——跨国公司或创业公司的领导人，以及相似的背景——留学欧美。

　　这些回国发展的“海归”精英们聚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还有会谈。他们所谈话题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当前的“金融危机”、“美国大选”到“海归创业”、“民间外交”……

　　这场非正式午餐会的召集人王辉耀正专注地倾听各路观点，他和在座的许多人一起，以“理事”的头衔，构成了中国顶尖海归俱乐部——“2005委员会”的核心力量。同时，在他们外围，有十万多名海归，组成了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是欧美同学会更小型的高层组织，也是这个百年同学会的新锐力量。

　　大院里的新式商会

　　就在天安门东侧的高大红墙之后，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与午餐会的所在地隔街相望，朱红飞檐大门上，题着“欧美同学会”五个楷体大字。这里的中式院门和四合院充满了民间气息，令人很难联想到竟是百年来牵系七代留洋学子的所在。

　　被誉为“海归代言人”的现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辉耀，一直把自己定义为第五代海归，“与之后的六、七代海归所不同的是，除了浓烈的家国情怀，那个年代的使命感是促使我们归来的直接原因，”王辉耀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呼吁，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回来，“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第二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被写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

　　在“奉献祖国”的感召下，从1993年开始，在改革开放初期负笈留洋的第一批海归们怀着满腔报国热望回到祖国，他们中有王辉耀、张朝阳、李彦宏……这个特殊群体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未来的健康力量，广受期待和重视。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王辉耀说。

　　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2002年，王辉耀倡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

　　商会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如每月一次的午餐会，每期一个话题，如今在京城已小有影响，还有年度海归聚会和月度各国商会的联谊酒会，这个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曾经松散的海归群体也开始焕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归去来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一波自费“出国热”潮涨，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加入了考G（GRE）、考托（托福）大军，美国慕荣投资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赵众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没有什么长远的规划，只是想多学点东西，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应该有帮助，”回忆起当年并不成熟的考虑，赵众向《环球》杂志记者坦言。1997年的赵众，正在寻求事业转型，“出国=成才”的简单等式激荡在他们那一代留洋学子的心中。

　　与第一批戴着光环回国的海归不同，赵众们的海外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紧密相连，对于赵众来说，在海外呆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切身体会到这种因国家影响力而消长的认同感。

　　2003年正值国内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年，赵众在美国投资公司的一些同事研究51job上市的案例时，曾不解地向赵众问起51这个数字的涵义，“他们不知道51job的中文谐音就是"我要job（工作）"”，谈起往事，赵众忍俊不禁，“之前都是我向他们请教，后来他们向我讨教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身边的一些高级白领也开始私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国人也许是他们未来最大的潜在客户。”赵众去美国的十年里，中国概念从无人问津到风靡美国资本市场，中国机会更是令无数海外资本和人才垂青。

　　尽管从美国名校毕业后的事业顺风顺水，赵众仍感到游离于当地主流社会之外，“这不仅仅是因为肤色，更是因为从潜意识中的文化基因到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就像美国人不知道金庸，很多中国人也不会对橄榄球感兴趣，”赵众笑言。

　　“我们仍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正是有感于此，赵众在去年决定回国创业。而如今在他的圈子里，许多与他一样是在海外游历数年的海归，“只有在海外待了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想我们到了这样的时刻了。”

　　《纽约时报》在2000年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涌动在中国的这场方兴未艾的“人才回流”潮，并大胆预言，这种大规模的“人才回流”将是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主要现象。

　　开放的先锋力量

　　在这场绵延十多年的“回国潮”中，海归们的作为，时常会被放大到影响国家命运的层面。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几乎所有环节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最早的一批海归首先成为中国在高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最急需的骨干人员和学科带头人，为改革开放的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智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入世谈判第四任首席代表龙永图，经济学家吴敬琏，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

　　此外，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均为海归。

　　随着更灵活的留学政策的出台，出国学子的留学选择和归国去向更加自由，他们除了带回风险投资，还引入了新经济的投资模式，为海归创业潮的出现创造了前提。

　　王辉耀亲眼目睹了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成千上万的海归开始尝试回国创业的历程。在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类成功的管理经验之后，“利用国内与国外的落差，填补国内的各种空白，实际上构成了不少海归创业活动的主体内容”。

　　中关村可谓是对此最好的例证，新浪、搜狐、百度、新东方……一批明星企业见证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革新的速度。这些海归不仅带回了欧美名校的商业理念和先进技术，以及数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并怀揣着网络时代的新生优势归来创业，推动了90年代中后期的IT创业热潮，创造出一个个数字英雄和投资神话。

　　更多自费留学的海归们走到历史前台。与以往那些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的公派海归们不同，自费海归们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社会新阶层。

　　“填补空白”，这也是赵众归国以后所追求的事业，他正在国内推广的“全球宏观类对冲基金”早已风行欧美，但在国内仍是一块处女地。

　　“从单纯引进技术理念到招商引资，再到海外市场上市融资，以及最近几年去国外买企业，中国"走出去"的每一步都与海归的努力密不可分，”赵众说。

　　这群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与100年前的第一代海归一样，面临振兴中华的相似任务。但与先辈相比，他们跨越东西方，贯通中西文化，而依赖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手段和世界全方位接轨的特点，使他们更具国际化色彩。

　　“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更多的锤炼，”赵众表示。如今，大批海归精英已成为跨国公司的在华领头人。几乎国内所有跨国投资活动都离不开海归的参与，他们对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速中国和国际经济接轨，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辉耀认为，“国际人”将成为未来海归的主要身份，“他们既帮世界走向中国，也帮中国走向世界”。

　　编制外的智库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王辉耀们的抱负远不止于此。

　　在他眼里，对于当前自费出国的海归占绝对比例的这个群体来说，国家开放的“体制内”的工作机会仍然较少。

　　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人之多，但相对于全国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级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百分之几。而在庞大的地市级官员群体中，“海归”的人数就更少了，还没有形成“海归”人才向上流动的梯队。

　　从2002年筹建欧美同学会商会起，王辉耀和他的同事们就一直致力于探索更高端、更能发挥海归优势的组织形式，在他看来，对于在改革开放每个节点都扮演重要角色的海归群体，最为迫切的需要不只是相互交流的平台，还应上升到影响国家决策的层面——建言献策，当然，也为了更好地代表海归利益。

　　“我们有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董事长、风投企业家、上市企业家，处在新经济最前沿，希望对国家贡献自己的声音，”王辉耀说，“这些顶尖人才应该成为国家的智库。”

　　他们逐步向自己所期望的国家“智库”角色靠近。2005年，“2005委员会”作为一个智囊型的高端组织应运而生。

　　在2005委员会里，除了商界大腕，如中国宽带产业基金主席田溯宁，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王波明，搜狐张朝阳，还有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活动家：邓亚萍、杨澜、袁岳、王利芬，以及学界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等。

　　他们甚至希望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以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王辉耀希望在政协中增加“留学人员”这一界别。他说：“归国留学群体既缺乏反映观点的正常渠道，也缺乏代表他们利益的合法组织。”

　　2008年，他们的诉求有了更具象的命名——建言献策委员会，在每一次的碰头或聚首后，都会有一份建言报告上交给国家相关部门。《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实习记者/李会娜 (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