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0月4日，由梁启超在日本主办的《新民丛报》刊登了一首名为《湖南少年歌》的长诗，作品一经发表就在旅日华人中广为传诵，特别是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内容，更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
诗的作者，是一个叫杨度的湖南人。
20世纪初，正是大清王朝日薄西山的时候，在日本，则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华夏热血青年———清国留学生，杨度就是其中的一员。靠着纵横的才华和不俗的作为，杨度被公推为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当时流亡日本的保皇派巨子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都视杨度为人才和挚友，分别邀请他的加盟，可都被婉拒了。原来，杨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早年师从一代大儒王 运，得到了“帝王之学”的真传，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古代策士运用智谋纵横捭阖以事奉君主、建功留名的学问。到了日本，杨度在东京政法大学研习各国宪政，而“立宪”与“革命”一样，同是当时最流行的关键词。如此，以宪政学为表、以帝王学为里，辅佐君主完成立宪大业，自己则做一个当朝宰辅、千古名相，这就是杨度为自己的人生绘制的美好蓝图。
清政府也在想着以立宪自救，派遣载泽等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可五大臣只是在欧美“公费旅游”了一圈，哪里拿得出什么考察成果?1906年初，考察团派员来到日本，私下委托杨度捉刀起草报告，杨度遂转托梁启超与自己合作，共同完成了此任，由此也开启了他君主立宪的政治实践。1911年，满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建立，杨度却依然坚持他的君主立宪主张。1915年2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呈给袁世凯，称“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大合袁世凯的胃口。袁世凯挥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并命人制成匾额颁予杨度。8月，杨度联络严复、刘师培等名流创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为复辟呐喊助威。而闹剧毕竟是闹剧，随着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筹安会成了遭人唾骂的“臭安会”。6月6日，袁世凯死去，杨度为他写了副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随后，杨度成了被民国政府通缉的要犯，避罪天津。10月，从老家湘潭又传来了他的老师王 运去世的消息，杨度在挽联中写道:“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复辟活动的失败宣告着杨度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的破产，两副挽联，也成了他写给自己立宪理想和个人抱负的告别信———虽然还有些不甘心。1917年张勋复辟，杨度公开复电拒绝参与，并沉痛地表示:“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
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故事，通过确立君主立宪的国体实现富国强兵之梦，一度曾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度的政治主张倒也无可非议。但以当时的中国，欲实现真正的宪政，首先需要的是极大的努力乃至牺牲，而杨度对此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决心，他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自己如何借助立宪以显身扬名。在这一点上，他比其同乡谭嗣同要逊色了不少。失败后的杨度显得落寞和消沉，过上了“学佛逃禅”的生活。但这注定是一个民国时期不甘寂寞的奇士，不久，杨度又与老友孙中山联系，利用自己在北洋的影响，捭阖于南北之间，为广东革命政府出力，并于1922年成功帮助孙中山度过了严峻的军事危机。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度所撰挽联云:“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创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1928年秋，杨度南下上海，昔日的“帝制余孽”进一步“堕落”，做了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门客，拿着每月五百大洋的薪水。而实际上，他已由当时中共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了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杨度病逝于上海。临终前，一生擅写挽联的他也给自己留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直到晚年，杨度还每每为当初“立宪运动”的失败而心存不甘，他在所著《中国通史》(未完成)大纲中还坚持认为，如果清朝是汉族人的政权，则君主立宪必成。但无论如何，试图走日本君宪道路的努力已经失败，中华民族也随即进入了危急存亡之秋，所谓宪政，当时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第一要务了。杨度能够从失败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浩荡的民族救亡洪流之中，正是体现了湖湘文化中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对国家、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或许更值得今天中国的法律人去深思。(柴春元）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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