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奖：1978年，我给邓小平写信

　　和讯推荐征文 09号

　　1978年，我给邓小平写信

　　要求公平选拔，允许我上大学

　　1977年12月，参加完高考后，我没有马上恢复平静，疑虑、忧郁、惆怅，各种复杂心理在我胸膛里倒海翻江。虽然，我自知成绩优异，如果真正量材选拔，我是当然人选。

　　1978年元月中旬，高考预选名单下来了，我与小妹的名字赫然在文科考生的榜上，中宁县街头巷尾一时传为佳话。接着，传来我的作文在整个自治区作文阅卷中名列第二的消息。中宁县城一时纸贵，落选的、下届高考的、家有子弟上高中的，纷纷传抄我的作文。

　　有好事者翻起我的家底，由于父亲在“四清”、文革中曾向单位交代过祖系与社交关系，现在被翻了出来。人人皆知我还有个嫡亲的三叔是台湾国民党空军军官，有敌台关系。那些心自不服的人们都在嘀咕：“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招这样的子弟入大学？”

　　“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已经深入人心，多年来的宁“左”勿“右”已经左右了既得利益的人的僵化思想。他们要的是特权、实惠，才不管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公民人权平等的观念仍然让位于尊卑贵贱的封建意识。于是各种分析、流言也随着我们兄妹的上线入选传了开来。

　　但是，邓小平实际主导思路的中央又发来了关于这次招生政审的补充通知，对华侨子弟，台属作了重点照顾的明文规定。我插队的枣园公社头头们为此傻了眼，副社长赵盾叹道：“这下小C倒占了便宜，说不定还要按照台属特别照顾呢！”我们不需要特别照顾，只要国家能给我们以真正平等的公民权。

　　在等待、矛盾中，春节过去了，录取通知书陆续下来。我的养路工长张登元天天问我，我从回答等等到默然无语，脸色一天比一天黑，心绪一天比一天沉重，终于，全县的通知书都发完了，没有我与小妹。

　　学习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研究了高考招生的相关政策，我确信，按我这八年来的表现，我完全有资格上大学。我决心就自己的遭遇给邓小平写一封信，希冀由此能改变自己落选的命运。

　　我写到：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当此举国上下都久乱思治的历史时刻，是你高瞻远瞩，夙夜忧思，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殚精竭虑。你深切地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想获得长足的进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没有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没有真正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你力排众议，拨乱反正，废除所谓的推荐选拔，实则走后门的的大学招生制度，恢复了真正选拔人才的高考，开始从战略上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培养与储备人材。全国的青年学子，全国的老百姓都发自心田地感谢你。但是，极左的用人路线，过度的阶级斗争，实事上并不平等的公民权，已由来已久，不可能一朝一夕根除。‘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即定政策的实际受益者，还掌握着不同的权力。他们决不会放弃到手的特权、利益，以公平竞争的原则，为着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所以高考招生政策，不可避免地在实际操作中打了折扣。我及一大批对农业学大寨有杰出贡献，在此次高考中成绩优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仍然被剥夺了升学权便是明证。

　　整整十年，我们把青春，把个人的幸福理想都献给了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我为这个落户地区的园田化建设，公路，水利，绿化做出常人无法比拟的贡献，我是本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和关系到十万人生计的灌溉渠道—七星渠的延伸更新工程的劳动模范。要说表现，有什么比这更具说服力呢？难道仅仅因为我父辈为抗日救国、毁家纾难，成了政府军中的军官，他的儿子就该因他抗日杀敌而服罪？难道是因为我们社会历史关系复杂，我们就应该成为等外公民？我的家世再复杂，也没有汉奸、卖国贼、叛徒、特务，只不过是一群旧知识分子、学者、抗日军官罢了。为此，我的父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辈子侄也付出了青春的代价。这就是爱国者的下场吗？以出身划线，则毛泽东是富农子弟，周恩来是没落官僚，你也属于地方乡绅，没有一个红五类。是不是你们都不革命了？那今天的中国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将会是另外一幅模样。

　　高考至今，虽然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却没有被录取。这是对你制定的高考政策的亵渎，践踏。这一意外，对我，对我的家人构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父亲啧啧叹息，母亲彻夜难眠。我不知道，自己该失望还是绝望，如果我表现不佳，如果我自己不努力，经不起考验，我无话可说。可是，实事并非如此。我不得不向你老人家发出呼吁：让那灿烂的阳光也普照到我们身上来吧！让我们也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吧！

　　谨祝康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1977届高考应考生

　　小C

　　1978年2月28日

　　信寄到自治区招办，想由他们代转邓小平收。

　　谣言仍在流传，风言风语几乎用唾沫星子把我淹死。离开养路工区，回到家里，父亲心情沉重，几乎不敢正眼看我。道班里，工友们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民工们则表情各异。我整日沉默，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道北的铁路线上，火车运输又忙了起来，因为越南自与美国签署停战协定，吞并南越以后，自恃有苏联做后盾，又没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威胁，便和南越政府一样对中国的南海，边境有了领土要求。于是逐渐与中国疏远，成为与苏联南北呼应，夹击我国的盟邦。为了应付两线边境的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在增兵南疆的同时，也加强了西部边境的戒备。

　　入夜，父亲示意我倾听铁路线上重车通过的轰隆声。他的意思是战争又要发生了，高考不成，仍可从战争中谋得出路。我摇了摇头，中苏、中越的边境摩擦，不过是相互挠痒，双方都没有大打、真打的欲望，对外战争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复出后，实际上也消弭了国内动乱与战争的危险。从战争中谋求出路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父亲不说话了，怅然的目光空洞无物地射向幽邃的夜空，一幅凄怆、无地自容的样子。

　　1978年3月22日，小妹从县城给我带来了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第一批录取是在分数线以上走合法的后门。一要请托，二要年轻，三要家世好。我等一大批下乡学生就这样被遴选掉了，舆论为此大哗。中央不得不采取有力措施，要求各地挖掘潜力，扩招走读生，我们才有幸被补录进大学校门。就在此时，我得到了如下信息：原来，自治区招办在高考登分时，负责登记语文成绩的两位女同胞在登到我的作文分时，有人找，遂搁置手头工作，出去了。回来后，两人随手将我的作文卷归置到已登过分的卷宗中。这样，我的语文成绩就由91分变为语文知识的28分，作文的63分不见了。当年宁夏的试卷满分为400分，总成绩300余分的我，如此一来，就剩下200余分，比录取线240分高不了多少，当然竞争不过年轻、有门路、根红心正的考生。

　　我的信寄到招办以后，引起极大反响。招办召集全体招生人员传阅、讨论我的来信。恩师郭雪六等人也不解我何以考分那么低，调阅分档案发现我的考分仅260余分。有人当场言道：“哼，考了这么点分，还给邓小平写信，免了吧！” 银川十二中一位姓何的老师发言：“不对！就凭这封信的水平，也不是语文仅得28分的考生，我们还是做点细的工作吧！”于是调阅卷宗，才发现漏登了我作文的63分。

　　悲尽喜来，八年苦熬，终于等到命运的转机。我是全大队考中大学的两个考生之一。我的考取也带动了当地风气的转换，此刻人们才认识到知识、真才实学的重要。这才是中国的新生，中国希望的开始……

　　3月24日，在早春的燕子开始喃呢的时刻，我告别插队八年的村庄，登上了北上银川的列车。冬眠的田野已经复苏，小麦的种子已经播下。我将青春、苦难全部丢弃在那里，去奔向未来。此刻的我，心里没有喜悦，也没有感慨，车窗外的一切，似乎是我人生驿站的邂逅之客。

　　别了，愿过去的噩梦永远过去，愿记忆中的一切，都埋入尘封。我将只瞻望明天，不再回首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