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改革开放特别报道

　　《瞭望》文章：IBM：感受中国吸引力

　　作为一名“深蓝”，周伟焜见证了IBM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壮大，更感受到了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在IBM工作了40年，我个人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放入到IBM最主要的地图里面，把中国放入IBM董事会的重要议程里面。

　　《瞭望》：上世纪30年代IBM曾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离开中国市场后，请问贵公司又是怎样回到中国的？

　　周伟焜：IBM与中国的业务联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70多年以前。早在1934年，IBM公司就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它的第一台商用处理机。1936年，IBM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这是当时IBM在远东的第一个办事处。此后，战事频繁等原因隔断了IBM与中国的联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IBM公司再次来到中国。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一台IBM370型计算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装的第一台IBM中型计算机。这一次并不是IBM主动推销自己，而是中国政府主动找到了我们，即使这样我的很多同事仍然不看好中国市场。因为对于当时国外的人而言，谁也不确定这样，的开放政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第一笔生意做得“小心翼翼”，完全是试探方式的。

　　《瞭望》：1988年，您成为IBM台湾公司的总经理，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您提出了一个对日后IBM发展影响巨大的想法——建立IBM大中华区架构。仅仅一年之后，IBM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请问IBM为何加速了在中国的发展？

　　周伟焜：准确地说，大中华区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美国《新闻周刊》一位记者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这一片区域将成为全球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他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

　　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IBM在华业务也日益扩大。80年代中后期，IBM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当时我们对IBM在中国的发展抱了很大的期望，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尤其是1990年，那一年是IBM有史以来利润最好的一年。我们财务长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生意很好，开创了新纪录，现金多得不知道怎么用。”他作比喻道：“1990年是法国红葡萄酒的最好年份，也是IBM的最好年份。”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

　　1992年IBM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IBM中国有限公司，这是IBM在中国的独资企业，此举使IBM在实施其在华战略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是，IBM的全球业务自1990年之后就没有那么好的成绩了。从1993年开始，IBM把以前赚的钱都亏掉了，基本上是连续亏损。董事会第一次决定，从公司外找一个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从外面请人，此人正是郭士纳。

　　1994年，他来到中国。当时他告诉我们，虽然IBM曾在中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还是低估了这块市场的潜能，还有很大的市场可以挖掘，因此要坚定在中国的发展。此后，我们便把开拓中国大陆市场提为IBM公司战略优先地位，IBM总公司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在华业务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瞭望》：IBM特别强调“全球整合”，您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周伟焜：早在90年代，IBM就已经注意到，整个IT产业中硬件的价值在降低，软件和服务的价值则在增长，因此在IBM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郭士纳作出了向服务转型的重大战略决策。IBM洞悉商业和技术的发展趋势，扮演着整合两个领域的关键角色，不断深入地将电子商务、随需应变、面向服务架构、全球整合企业等一系列先进的业务与技术理念引入中国企业。通过更多的整合，我们希望把我们重复的投资、重复的流程减少，把很多重复的机构设置全部标准化。尤其是在中国，我们认识到，在中国投资，如果仅仅是为中国市场服务，那实际上是没有发挥出中国市场的潜能，因此要进行全球整合，让在中国的投资能够为IBM在全球的发展服务。

　　《瞭望》：您自1995年开始在中国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一直都没有离开，是不是因为中国带给您很多的机会和挑战。

　　周伟焜：实事求是地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呆这么长时间，本以为做三四年就可以离开，但现在我已经决定要在这退休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黑洞”，当然这不是贬义，而指中国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在这，每天都会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让我舍不得离开。当初我在香港、台湾工作，觉得市场太小，感觉施展不开。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地方虽然够大，但人太少，市场潜力依然有限。最后来到中国大陆，终于让我“得偿所愿，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