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票证经济到过剩经济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一些精辟论述，切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体现出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指导思路，遗憾的是后来并没有得到贯彻。

　　一、难以忘却的票证

　　我在给大学生上经济学课程时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消费品是凭票购买的。

　　那些不到20岁的年轻人，听后露出惊奇的神色，感到那样的不可思议，似乎在听我讲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凭票购买商品，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仿佛就是昨天的事。那时票证使用得那样广泛、那样持久，在和平建设时期可能是极少见的，恐怕可以记入吉尼斯大全。商品票证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淡出，90年代初期终于全部取消。

　　曾经有人认为，票证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标志。凭票购买商品，体现了有计划生产和消费，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经济学家孙冶方听到这种“理论”，感到很伤心。他认为票证是物资匮乏时不得不采用的措施。一位伟人说过，凭证调拨商品是任何一个被敌军围困的城防司令都不得不采用的方法。

　　二、滥觞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

　　中国凭票购买商品可能始于1953年底的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不少地方受灾，粮食脱销，粮食形势严峻。

　　陈云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实行统购统销。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由国家粮食部门收购，对粮食供应实行配给。于是粮票就出现了。1953年粮食形势紧张实行统购统销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粮食统购统销实行了40多年，粮票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否正常就值得研究。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组织经济建设，用行政方法实行资源的配置。通过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全国的工商企业和农业社都听命于政府。政府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下达指令，规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出售给谁，以什么价格出售，原材料由谁按什么价格供应等。企业亏损了由财政补贴，盈利了上缴财政。于是所有的市场都关闭，只剩下一小块消费品市场。这些基本特征表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曾经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认为坚持计划经济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者多年追求的美好的梦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表现。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计划经济。列宁把计划经济形象地称为一间大工厂。国家像一间大工厂，中央政府像工厂的厂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像工厂内部的一个车间或者作业组。中央对企业下达行政指令，中央调拨所有的物资，就像厂房里的吊车把零部件从一台车床上吊到另一台车床上一样方便，不需要核算成本，不计报酬和盈利。全国一个核算单位，实行国负盈亏。这样，不再需要货币，不再有市场和价格。所以，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之间调拨的商品，不是真正的商品，只保留了商品的外壳。当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完全达到计划经济的要求，因为还存在着集体所有制经济，在集体经济与全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社会主义者真诚地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得多，将会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

　　三、科学地评价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成就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后，曾经有过一段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的30年里，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经济已经崩溃，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24亿元，年增长率为6·7％。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长到1978年的379元，年增长率为4·6％。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从1952年的445元增长到1978年的615元，年增长率为1·3％。农民平均购买力从1952年的27·9元，增长到1978年的63·5元，年增长率为3·2％。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30多年中经济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

　　科学地评价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并不是要论证计划经济体制的所谓优越性，更不能以此怀疑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计划经济体制也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票证经济长期不能消除，就是一个体现。

　　四、从计划经济的弊端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思路

　　我们应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即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已经暴露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早在1956年，中央曾酝酿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是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组织经济的积极性，只有中央政府一个积极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思想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工人和农民是国内的基本力量。“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这些精辟论述，切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体现出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指导思路，遗憾的是后来并没有得到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终于找到了调动一切积极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建立这一体制，首先必须培育市场主体，注入动力机制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农民，使农民家庭重新成为一个经营单位，实质是使农民重新成为经济主体。于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农民因此先富起来。放权让利曾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一些国有企业因此逐步成为真正的企业。财政包干曾经给地方较多的权力，使一些地方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实行的分税制则规范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和权力。这一切从市场经济理论来看，就是培育起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就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只有培养起运动员来，才能有生龙活虎的运动场面。当然，培育市场经济主体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次是要培育市场体系，放开市场，政府掌握的资源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交易。于是，政府机构要作出根本性改革，大政府改革成小政府。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取消指令性计划。解决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矛盾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难题。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无数个经济主体在运动着的经济海洋，如果没有严格的规则必然一片混乱。为了建立市场新秩序，政府要制订游戏规则，借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逐步形成一整套法规体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三个问题。学术界似乎有一个误解，以为在市场经济中，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只调整经济活动，与政府活动无关。其实，由于经济活动受政治活动的制约，如果政府活动无序，那么，即使为经济活动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也是废纸一张。我认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该包括调整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法律体系。规范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不能再回避的问题。

　　中国改革成功地绕过了一些难点，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79533亿元，年增长率为16·7％，为前30年的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79元增长到1998年的5415元，年增长率为14·2％，比前30年快3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年增长率为14·8％，为前30年货币工资增长率的1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4元增长到1998年的2160元，年增长率为14·8％，为前30年农民购买力增长率的4·6倍。如今，票证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我国真正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

　　（摘自1999年8月27日《南方日报》作者：杨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