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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八位中国驻美大使的外交人生


  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1979. - 1982.)

  发表:凤凰卫士/鲁豫有约/2003年8月9日

  前后20年间,柴泽民在外交战线上饱经世事。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至少直到80年初,中国外交在诸个重点方向上,均是军人当政,柴泽民便是鲜明的一例。他出身贫寒,17岁参加红色革命。先是考入山西运城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但很快政治身份暴露,不得不逃往西安,报考杨虎城将军的绥靖公署军医处培训班。

培训期间,柴泽民曾为《工商日报》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宣传世界语和新文字。

  鲁豫:您后来搞了外交工作,跟当初学的世界语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吧?

  柴泽民:我学世界语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搞外交,那个时候是搞秘密工作,想利用世界语传递信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比如特务他们都不懂得世界语,所以就用世界语来传递一些信息。是这么一个目的。同时也利用世界语可以看到一些数据,看到一些看不到的数据,像苏联他们也是学世界语的很多,推广世界语,所以我们也认为世界语跟我们搞革命工作,尤其做地下工作很有好处,所以从这个目的出发。每天吃饱晚饭之后我们就去学世界语,不仅我一个人学,我们训练班的同学都带去学了,所以结果军医处处长知道了,结果把我们集合起来臭骂了一顿。

  鲁豫:为什么?

  柴泽民:你们这些穷小子,你学医,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你还想当外交官,还想学世界语,那时候根本没想这个事,还外交官呢,饭都吃不上,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哪还能当上外交官。可是不幸而言中。差不多过了一二十年吧,当外交官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到西安去访问,他那个处长已经不在部队了,他已经是到工商联,西安市工商联的主任,去看看他去了。

  鲁豫:他说什么,看他以后。

  柴泽民:看他以后呢就谈起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你骂我们想当外交官,现在不幸言中了,应该感谢你呢。

  新中国成立时,因为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西方世界把中国视为危险国家。那个时候,除了中苏和中蒙边境,外加一个香港,其他漫长的国境线均处在美国的包围之中。60年代前后,中苏中蒙分道扬镳,中国更加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派出有过早年人文经历而又经过战争历练的职业军人去镇守外交前沿,就有了充足的道理。所以,推销过世界语的柴泽民,在他45岁的时候被派去做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鲁豫:第一次你派出的驻外的工作就是匈牙利,当时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是非常敏感,非常微妙的时候您派到那儿了,是吧?

  柴泽民:对。那个时候我们建交的国家不多,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就是有欧洲的有几个,瑞士,瑞典啊,有这几个国家建交。所以说国家很少,那个是兄弟国家,没有什么斗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斗争,可是一斗争的时候我去了,已经是关系已经到边缘上了。那儿正是中苏关系很微妙的时候,那么到匈牙利,那个时候匈牙利完全用苏联的一套政策对付我们,那么我们得从我们的立场得要斗争,因此一谈判就是斗争,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南斯拉夫的问题,他认为南斯拉夫是马列主义的,我们那个时候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因此不称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庆节的时候挂着国旗,挂着13面国旗,社会主义国家,我一看有南斯拉夫的,当时把外交部官员就拽住说,我问那个国旗是哪儿的,他说南斯拉夫的,我说,我们的立场你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承认南斯拉夫。他说我们也承认它。我说你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活动中不能有南斯拉夫的参加,不能有他们的活动,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就在大会场上,露天我们观礼嘛,在观礼台上我们争论起来了。

  鲁豫:当时咱们这边的国内的立场和命运是什么,就是一旦有南斯拉夫在,你们会怎么办?

  柴泽民:我们提出抗议。

  鲁豫:就是抗议?

  柴泽民:提出抗议,还没有采取那种退场抗议,还不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大使们坐到一起商量一下,有一个共同口径,如何来跟对方来谈。大家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观点,也是在不断地斗争。

  柴泽民旅任匈牙利大使时,是1961年,那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岁月。而当时中国的经济也几近崩溃。为了缓和中苏矛盾,求得苏联部分恢复援助中国国防,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然而就在当年10月,周恩来和彭真出席苏共22大,准备“强调团结”,却目睹了苏共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指责。周恩来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但为了维护好不容易才重新恢复的中苏团结,中共没有公开批评苏共。柴泽民作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外交官,恰逢两国关系紧张的多事之秋,每前进一步都应当防止失误,他不能不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

  鲁豫:当时在那种很微妙的外交场合中,有没有在公开的外交场合碰到苏联代表,如果碰到怎么办?碰到过吗?

  柴泽民:有啊,苏联代表也有,苏联代表也很有意思,他不敢向我们挑衅,他找阿尔巴尼亚大使挑衅,他见阿尔巴尼亚,有一个(规避)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总理来访问,大家都欢迎。在欢迎的时候呢,阿尔巴尼亚大使就穿着这样一个衣裳,很单的这一身西装,结果他讽刺他,人家都穿着黑衣裳,你为什么穿这个衣裳。他挑衅,阿尔巴尼亚大使眼睛一瞪你管不着,我愿意穿什么都穿什么,结果他不好意思,他赶紧离开了,就是这一些场合里面他是这样子,到他霸权主义的态度很厉害,苏联大使,他对匈牙利领导人,他不是平等对待,他不尊重人家领导人,他就是要叫人家说话,来,过来过来,人家是总理,他叫人家名字,叫人家到他跟前来,这样不礼貌,所以大家对苏联的印象都不佳,尽管他们政府得跟上他走,但是对他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他不跟上他,他是有钱,有武器,这些国家还靠它,所以都不敢惹他,只好屈从于他,大国主义很厉害,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在这方面的斗争很厉害。

  匈牙利是最早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但在1956年10月,苏联出兵建立了亲苏政权之后,匈牙利的一切行动皆在苏联指挥下旋转,中匈两国关系也逐渐疏远,磨擦甚多。作为大使的柴泽民不得不把视角转向民间。

  柴泽民:到农村去,老百姓对我们非常热情。当时匈牙利他们是很开放的了,请我们吃饭,家里面做饭就是,也是姑娘们媳妇们在家里面做饭,做饭的时候,她表示热情,也不知道是姑娘,是媳妇,我们闹不清,向主任讲,我能不能跟中国大使吻一下子,就是亲一下子,我说可以呀,她就过来亲我们脸,这也是表示,我们不要拒绝,我们也不好意思,这是反应群众啊,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好。有一次,村子里面的妇女们穿着很漂亮,到大街上来游街,所以大家都看,都看热闹吧,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个消息,也远远地到那个村去,去得太早,村子里面还没有开始,热闹还没有开始,那么就在大街转,街上有一个男的,是一个工人,当工人,他见到我们以后呢,他说你们是中国同志们,我们说是,他说到我们家坐坐,我们说好,所以我们就到他家去,他父亲在那儿,我说老人家你好,一看就不理,歪过脑袋就不理我们,他不理我们没办法,就跟这个孩子谈,谈了好半天,他这听呢,听了听不是苏联人。

  鲁豫:他以为你们是苏联人?

  柴泽民:他以为我们是苏联人,他很仇恨我们,结果听听不是苏联人,就一问你是哪儿的,他这又问你,你是哪儿的国家,我是我们是中国的,好好,马上冰箱打开,把吃的,好吃的都拿出来摆到桌子上,叫我们吃。他说我以为是苏联人。弄错了,就说明他们(匈牙利)群众啊,观点很明确,见苏联人就是不理,因为他对苏联人很仇恨。

  柴泽民驻匈牙利3年,与其说是外交大员,不如说是不穿军装的政委。他在与匈牙利民间结谊的同时,与苏联霸权主义和匈牙利亲苏政府做着激烈争吵。1963年,柴泽民与匈牙利依依惜别,转任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从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有的国家,转向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十分落后的西非小国,反差极其强烈。

  鲁豫:派您去几内亚您当时心里面是有点不太愿意去的吧?

  柴泽民:对,当时,他是进步的社会主义,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是没有私人企业,他把私人企业统统都没收了,都停业了,都建立了国营企业,结果国营企业条件很差,国营企业上面没有东西,只有几瓶茅台酒,你想茅台酒没人喝,咱没人请,其它东西一到就抢光了,所以他很困难,以后他开始不行了,他又开放,摆摊贩,就有好多人做小买卖的都来了,这一下子经济上又繁荣了,一繁荣以后他又把那没收了,又搞社会主义。他就这样干。条件不具备就搞这个东西,跟我们祖国也有相似。我们一段时间就是完全合作化,整个把小摊贩一个晚上都没有了。

  6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几内亚没有太大区别,收成上也并不富有。但为了道义援非,也为了获得国际社会上的投票支持,中国勒紧腰带,向非洲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从柴泽民旅任开始,中国向几内亚先后派遣了17支医疗队,帮助他们建起了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帮他们种植水稻、茶叶、甘蔗。直到今天,由中国人援建的人民宫和水电站仍在这个西非国家运行着。

  鲁豫:那个时候,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来说,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应该比中国跟几内亚的关系要重要吧?

  柴泽民:那当然是。那个时候,我们很重视第三世界。所以我们帮助他,建立一个卷烟火柴厂,就是抽烟的,卷烟火柴厂这么个厂子,援助一个水电站,搞了一个水电站,以后还搞一个人民大会堂,以后还搞一个体育场。他召见你,他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东西。

  鲁豫:那您怎么办?向您要东西,你怎么办?就向国内报告?

  柴泽民:一个教育部长要见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当时他理你,他跟别人谈,别人谈完别人走了这才跟你谈,他说什么,大使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开展美术科,现在开一门美术科画画的,现在我们没有纸,画画的那个纸,也没有那个笔,是不是中国提供给我们,这个东西他们也要,一缺乏什么东西他就召见你,一谈完他就不理你了,他就跟别人又谈开了,他就把你甩开了,你赶紧走吧,那就那样子,所以说他也不遵守时间,约定的时间你去了以后就要等着,等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那儿谈完了,他才来。所以我们都习惯这个了,所以等吧。

  1966年冬天,中国的政治气氛依然爆热。尽管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使劲手段,“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还是烧到了外交部。1967年初,外交部下令驻外使馆全部人员分两批回国。柴泽民驻几内亚大使任期虽然未满,却不得不中止使命,回到北京。

  柴泽民:我们回到国内。一到飞机场,我一看这形势就不对,过去下飞机之后,因为我们爱人先回来嘛,她回来要到机场去接接我,外交部门也去一些人去接接嘛,一看什么都没有人了,就是司机在那儿,司机开车司机来接来了,以后我看见我们使馆的机要员在那儿站着,过去握手说你好,手回去,不跟我握手,划清界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办法就只好坐上车回了。实际上这是造反派说了,回去还不要回家,先到造反派那儿去,我说好吧,先到造反派。一到那儿以后呢,使馆那些,整个分成我们四十几个人,我们分两批,这一批二十几个人,就喊着口号,打倒柴泽民,打倒我呢,一进门先来一个下马威,喊一些口号,就让坐下,到屋子里面先背语录,背毛主席语录,我这个也有准备,我在飞机上我想着回来以后一定要叫背语录,我就背了两条语录,到那儿的时候我先应付一下,结果就背语录,结果一下子忘记了,一条语录也背不出来,结果这下坏了,就斗,被批了一顿,对毛主席不忠实,资本主义当权派,斗了半天。这一会儿天已经很晚了,下飞机是九点多钟,十点了,斗完已经快是一点钟了。好完了,回去吧,明天六点钟来的扫院子,扫屋子,六点钟就到,现在已经一点钟了,回去睡不着觉,天就明了,那么早就忙啊。不行,别说闲话,一定要六点钟来,来不了非斗争你不可。没有办法。所以说回去吃点饭,还没有磕睡呢天就明了,赶紧就往战斗队跑,到那儿时候找笤帚,找个笤帚扫地,扫完地开会,召集开会,这一开会就斗争,一见大门上,很大的大门啊,上面贴着一张大字报,就是我一个人的大字报,就是说彭真的黑爪牙,彭真派到外交部,要破坏外交部,捣乱外交部,讲了很多这些话。

  国内形势让柴大使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这些跟着毛泽东在战场上和外交界冲杀了一辈子的人,如今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鲁豫:那时候外交部被批的大使就您一个人吗?还是很多大使都跟您一样地命运那个时候?柴泽民:一样,二三十个大使都在房间里面斗争。都是每天白天,晚上都回去,白天都来上班一样,一上班坐到那儿,可热闹了,这个屋子里面吵,那个屋子里面吵,斗争,有的声音喊得很大,有的拿出来在院子里面斗,章文晋穿着一个尖头鞋,那个时候不准穿尖头鞋,你把尖头鞋脱下来,脱下来把那带一捆搭到肩膀上游街,不是游街是游院子啊,在院子里面转。结果我穿是尖头鞋那个尖头鞋不是太尖,那就没有注意,晚上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第二天给换了,就是到处挑毛病,

  鲁豫:您被批的那个时候,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怎么办?没有大使了当时?

  柴泽民:就没有大使了,文化大革命都回来了,本来是轮流的。结果一回来以后,就出不去了。都整起来完不了了。

  鲁豫:您被斗了多长时间?

  柴泽民:不知道多少,一直到我出国,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970年春天,中美大使在波兰华沙举行会谈,中国代表雷阳是临时代办。为此,外交部打算任命还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柴泽民为驻波兰大使,承担华沙会谈的使命。然而,华沙会谈一波三折,终成绝响,驻波兰大使柴泽民遂于当年秋天前往埃及,接替黄华为驻埃及大使。然而9月29号,纳赛尔总统突发心脏病去世,埃及陷入新的权力之争,一时间,硝烟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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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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