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杰：挣钱60载 从数钱过日子到不把钱放心上

　　从50年刚参加工作时2.8元的津贴，到1978年的117元，再到现在2200元的退休金，陈胜杰已经记不清自己这辈子到底挣了多少钱，他只知道现在的生活确实比原来好多了，可以“想吃啥就吃啥”了。

　　1950年，2.8元津贴全买了牙膏、牙刷和毛巾

　　算起来，1932年出生，18岁就开始工作的陈胜杰，也是老干部了。

　　15岁那年，他背着一些口粮还有母亲给的四五个银元，赶了两天路，到市里的师范学校读书。三年后他取得了一生中的最高学历——初师（即初级师范生）。

　　陈胜杰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的一个农村，是家里的老小，上头还有5个哥哥，母亲生他的时候已经42岁了。小儿子向来是最受疼爱的，尽管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年月，他还是享受到了和兄弟们不同的待遇——上学读书。

　　就在陈胜杰上师范学校的第三年，新中国成立了。那时的他对共产党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这个党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就入了团，四年后经单位书记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家中最早的党员。

　　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乡的小学校里当一名老师，教四年级的语文和五年级的数学。“那时工资还是供给制的，就每两年给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每月伙食津贴7-8万元（旧币，合现人民币7-8元），还发给日常生活费2.8万元（旧币，合现人民币2.8元）。”

　　第一个月补贴的钱，他全部买了牙膏、牙刷、肥皂、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没给家里钱，也没钱给啊，能把自己养活好就不错了。”最初几年，陈胜杰的钱只能勉强够自己花，后来虽然工资涨了，但自己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对老母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逢年过节时给父母做几套衣服，买些吃的。说起这些，他至今仍有些愧疚。

　　1978年，每月工资能买一百六十斤猪肉

　　尽管那年月没有跳槽这一说，更没有谁想着跳槽，陈胜杰还是换了很多单位。在小学校任教满一年后，他被调到区政府当助理，之后便一直是听党的话，跟党走。

　　从县委宣传部干事到卫生科科长，从县文教部部长到乡党委书记，从职工子弟学校校长到县工商局局长，再从县人民银行行长到人大办公室主任，最后又从县政协办公室主任位上退下来。用陈胜杰自己的话说，他这辈子是“顺利的时间多，坎坷的时间少”，一辈子就在小县城里转悠，没享过有权有钱的福，也没受过没着没落的苦。

　　1955年工资改革，开始实行薪金制，陈胜杰每月拿43元。1978年，他的工资增加到117元。此后，在整个80年代工资一直是一两百一两百地涨，“其实真正开始大幅度增加工资，是在我退休后了，也就是90年以后了。”现在他的退休工资有两千多，是刚退休时的四倍多。

　　1972年，陈家已经有了6个孩子，一家8口人的生活全指望着他一百多元的工资。在那几年他的压力是最大的。虽说粮食的供给量不至于饿肚子，但肉、菜还是不常吃的稀罕物。

　　“那个时候是不能自己养鸡养羊的，尤其是城里工作的人，如果养了就要说你有资本主义的尾巴。”陈胜杰笑笑说，“要说我那时候工资也不低，如果以猪肉换算，可以买到一百六十多斤一等肉呢。”

　　那时，白菜和土豆是一年中最常吃的两样菜，每年每个孩子能有一身新衣服就算不错了，工资基本上是月月空，很少有剩余。到80年代中期，陈胜杰才有几百元的存款，就这还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1972年，他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给大女儿和大儿子买了两双小皮鞋，一共花了十二三块钱，这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是他们小时候穿的最好的鞋子。

　　1956年，80元办了一场婚宴

　　2007年电视剧《金婚》热播的时候，陈胜杰和老伴聂兰芝没看，更不知道“金婚”的概念，儿女们也只是一次偶然的家庭聚餐中得知，这一年正好是父母结婚50周年。

　　1956年，陈胜杰在县委文教部工作时，经人介绍认识了还在县城小学念五年级的聂兰芝，8个月后便订了终生。那年陈胜杰24岁，聂芝兰17岁。

　　“当时结婚非常革命化，没有彩礼，也没有车辆接送，只是简单地用蓝色棉布给我俩做了一套新衣服，她母亲和姐姐就把新娘送到了我在县委的住房中。”腊月二十六那天，陈胜杰在县委食堂花了八十多元，待了3桌客，就算是结婚宴席了。每桌一共8个菜，具体有些什么菜，他已经不记得了，“总是有五六个肉菜的，那会还没有肉票限制，一斤上等猪肉才几毛钱，80块钱你说能买多少吧。”老人比划着“八”的手势，笑起来。

　　同事们依照革命习惯，没有送礼金，只是凑份子送了一些礼物。他现在还记得有好多山水和革命内容的画，“一个画张就两三毛钱，几个人合起来买上一张，再写点祝福的话，没有礼钱的，那就算是礼了。也有人送洗脸盆和暖壶的，那就比较贵了，一般都是领导和关系好的送。”

　　1997年，陈胜杰结婚40年后，最小的儿子也要结婚了。

　　有个顺口溜，是说结婚聘礼的，“六七十年代，三转一响：手表一转、自行车一转、缝纫机一转、收音机一响；八九十年代，三金：黄金耳环、黄金项链、黄金戒指；到了二十一世纪，住房一套、小车一辆，工作稳定。”陈胜杰的6个儿女正好经历了这种演变。

　　大儿子结婚时，是八十年代后期。没买房子，就是在老院子里挑了一间比较宽敞的，粉刷了一下当新房。最大两项开支，是给新媳妇花一千多买的金戒指、金项链和给她娘家送的一千八百元。再就是添床新被褥，给两人各买了三套衣服。宴席就在自家院子里办，从采买到做全是家人操办的，倒也省了不少钱。零零总总算下来，总共花了四千多元。

　　四个女儿虽然结婚时间跨了十年左右，但基本上都是三四套衣服，两床被子，一辆自行车，一个大衣柜，每人也就大约花三千多到五千元。

　　等小儿子结婚时，一切都水涨船高。虽然没有买新房，但家具、电器、“三金”一个都少不了，给小儿媳的衣服和礼钱也是大儿媳的好几倍。在城里口碑比较好的一个饭店里，待了20桌客，每桌都是两百多元的标准，再加上烟酒，只酒席就花了五千多元。

　　1990年，金戒指羽绒服随便买

　　陈胜杰的6个儿女都没有上过大学，3个上到高中，3个只上到初中。倒不是他没钱供孩子们上学，那时候学费并不贵。“那时候谁能想那么远啊，县里好多单位招工，就要城市户口的，我们有这条件啊。”说起孩子们上学的事，陈胜杰现在也很后悔，“那些都是好单位，很多人想考，还要托关系。谁知道它们后来会倒闭啊。”

　　1978年，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县农行的招工考试，刚满17岁就开始工作。此后，只要有招工机会，也不管工作好坏，吴家的儿女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城市青年一样，以城市户口的优势，满心想着进国有单位，端个金灿灿的饭碗。

　　大儿子退伍后，进了当时很红的县糖业烟酒公司。后来，大儿媳也调到烟酒公司开办的一个商场当营业员。到90年代初，小两口每个月可以拿到480元，“5块以下的零钱都乱放着呢，那是最好的时候，不缺钱，什么羊毛衫、羽绒服想买就买了。”陈胜杰的大儿媳对那段富足的日子记忆犹新。

　　三女儿进了县里唯一的榨油厂，那可真是红得发紫的单位。她穿的衣服总是全家最好的，现在还放着一件当时买的黑色皮毛大衣，虽然样式老旧了，但手感还是非常舒服。“五六百的戒指，说买就买了，都不问问家里。”陈胜杰对这个和他一样倔犟的三女儿，一直不知道该如何管教。

　　小女儿卫校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医药公司上班。虽然工资不如哥哥姐姐多，但福利很不错，锅碗瓢盆、电饭锅、高压锅都是当时发的福利。小儿子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那时的工作就不是很好找了，但他还是进了在当时效益还算不错的化工厂当工人。企业国有的性质总是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现在看来，二女儿和二女婿是全家最有发展眼光的。90年刚过，他俩便在各自的单位办了停职手续，开了一间专卖烟酒的商店，成为县城中最早的一批个体户。“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同意，觉得他们败家。”陈胜杰的脑筋在那个急剧变型的年代，有点转不过弯来，“那会儿他们生意可好了，就那么个土房子，每天从乡下来进货的人非常多，人忙得连轴转。”陈胜杰说那时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房子来，给他们放货，现在都还有后来没卖出去的酒。

　　2005年，被女儿骗去了13000元

　　2005年，陈胜杰大病了一场。

　　引起这病的，是他的三女儿。2004年初，三女儿和三女婿在一个亲戚的劝说下，到云南打工，没想到一下子钻进了传销的圈套。明确知道女儿女婿在搞传销，是在一年后了，那时他们已经骗了很多朋友和亲戚。“她又打电话，又写信的，我能不信么？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有困难我都得帮啊。”在接到女儿的借钱电话后，陈胜杰给她汇去了13000元，“谁知道她连我都骗啊。”更让老人伤心的是，女儿女婿回来后，一蹶不振，既不想办法打工挣钱，也不给受骗的人道歉，每天就在家里呆着，白菜稀饭地混日子。

　　其实近十年来，不止三女儿让陈胜杰发愁，现在除了大儿女和二女儿还在上班，其他四个都下岗了。“他们都怪我不懂得为自己谋好处，工作了一辈子，多少也当过几天官，但子女的工作没解决一个。”

　　随着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票证制度的彻底取消，改革开放的浪潮终于推到了这个西北小城。就像瞬间爆破倒下的高楼，烟酒公司作为县里的试点单位，第一个倒闭，大儿子大儿媳拿着三万多元买断工龄下岗了。

　　二女婿的商店在2000年关门了。县城中不但超市越开越多，香烟的专卖权也被烟草公司收去了，再加上他们的店面又小又破，生意是一日不如一日，最后只能关门。二女儿又回到原单位制管厂上班。

　　下岗后，大儿子和儿媳白天在街面上摆个摊卖内衣袜子，晚上在夜市上卖灰豆汤、面食。白天，陈胜杰和老伴就帮忙择豆子，洗豆子，泡豆子，煮豆子。晚上，老伴和媳妇、女儿一起做面食。几年后大儿子、小儿子相继开了自己的商店，老伴又开始成天往儿子店里跑，帮着看看门，招呼招呼顾客，他戏称老伴这是上班，甚至比上班还要积极。

　　2008年，万事看开，知足常乐

　　1990年，陈胜杰提前两年退休。一个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养活老伴和他是绰绰有余的。06年夏天，大儿子陪着老两口在北京、青岛、广州等地游了一大圈，这虽不是陈胜杰第一次出远门，但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旅游，也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奢侈的一次。

　　2007年，因为听说买基金能挣钱，陈胜杰便动了买的心思。他拿出一万多元积蓄，让大女儿帮忙买了基金。其实，他不知道也不能预测股市行情，他和无数普通散户、基民一样，甚至根本不懂基金是什么。现在股市一路走跌，家里人瞒着他，总是安慰他“虽然在跌，但基金风险小，没事”。

　　陈胜杰也不把这点事放在心上，倒不是他有多少钱，而是他已经看的很轻了。老伴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他也常和儿女们说生后的一些事情，他把生死都已经看开了。

　　有次，他聊天说到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还庆幸地说：“那时幸亏我身体不好，才没把我下放到酒泉的夹边沟农场，要不我可就真回不来了。”陈胜杰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他是一个知足的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逢年过节时，儿孙齐聚一堂，吃着他做的糖醋鸡蛋和红烧肉，听他讲那过去的故事。

　　（文中陈胜杰为化名）

　　（文\吴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