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鸣：青州在唐代与东亚诸国交往中地位重要

刘凤鸣

　　驻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刘凤鸣（鲁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内容提要：从唐代宗至五代时期，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驻青州，受朝廷之命负责东亚诸国使者出入境的护送及其它外交事务。节度使李正己积极开拓海外贸易，发展经济，使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军节度使管辖的地区成了当时最为富庶之地。节度使薛平为制止贩卖新罗人口的行为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日本圆仁和尚在青州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也可以看出青州在唐代与东亚诸国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反映出山东人民对外来客人的友好热情和博大情怀。五代时期，青州的海外贸易持续活跃。驻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的青州，一直都处在非常显赫的位置上，唐初高祖“武德四年，置青州总管府，管青、潍、登、牟、莒、密、莱、乘八州”。虽说“贞观元年，罢都督府”，撤销了总管府，但安史之乱之后，青州又设了“平卢军节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莱四州”。[1]不仅如此，平卢军节度使还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代表朝廷负责与东亚诸国的外交业务，并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成为当时东亚诸国进京的主要通道和开展贸易活动、文化交往的主要场所，驻青州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为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青州设立的节度使之所以称平卢军节度使，与平卢军节度使驻防青州有关。唐代平卢军节度使使治衙门原在营州（今辽宁省的朝阳市），①代宗年间，因奚（北方的一个部落，居住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一带，后渐与契丹人同化）所侵，当时的平卢军节度使侯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且行且战，遂达于青州”。唐代宗诏“（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所以，“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也”。[2]后来，侯希逸的姑表兄弟李正己（李正己的姑母是侯希逸的生母）取代了侯希逸，被朝廷授任命为“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赐今名。寻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饶阳郡王”，“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李正己“初有淄、青、齐、海、登、莱、沂、

　　①刘昫撰《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地理一》记载：“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

　　密、德、棣等州之地”，唐代宗大历（公元767—779）中，“复得曹、濮、徐、兗、郓，共十有五州”。[2]这说明李正己不仅控制了今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地盘，而且还把持了苏北、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同时还受朝廷委托负责管理辖区的海运业务和新罗、渤海两国使节出入唐境时的安置、护送等外交事务。

　　新罗国原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公元675年，在唐朝政府的帮助下，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清川江以南地区。唐朝时，渤海国在今丹东、沈阳、哈尔滨以东地区，包括今朝鲜平壤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半岛地区，今俄罗斯海参崴以北的部分疆土。平卢军节度使虽说只授权负责对新罗、渤海两国的外交事务，但由于还掌管着管内的陆运、海运业务，实际上凡路经管内地盘的，特别是山东半岛的对外人员往来和海外贸易，都在节度使的管辖之内。

　　关于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职责，《唐会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三月，渤海国随贺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学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请生徒习学，宜令青州观察使放六人到上都，余十人勒回。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敕，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十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 [3]仅唐开成二年三月就有这么多渤海国和新罗国的学生路经青州，既说明了路经青州或留在青州的新罗国、渤海国的学生非常之多，也说明了青州观察使受朝廷之命负有控制新罗、渤海遣唐使团（包括留学生）的入京人数，及未能入京人员的就地安置及放还本国的职责。《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高丽国入贡，在即将出州境时，高丽使者要求青州幕僚胡顺之向其行礼。胡顺之道：“青（州），大镇，在唐押新罗、渤海。纵其国王来，尚当与之均礼。今见陪臣，奈何卑屈如此。”胡顺之坚持不拜。[4]青州幕僚胡顺之的言论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对邻邦藩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胡顺之拜与不拜，对与错，在这里不作详评。我们引用此条是想说明，青州在唐朝时就是代表朝廷负责对新罗、渤海等东方诸国联络的政府机关，是新罗、渤海等东方诸国使者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渤海国志长编》也记载:“代宗以后,置渤海馆于青州,以待渤海之使,其交易船舶,亦泊于是”[5]这说明了唐代青州不仅是唐王朝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唐王朝和东亚诸国开展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李正己正是利用了自己掌控的这些权利，“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2]李正己积极开拓海外贸易，发展经济，使以青州为中心的平卢军节度使管辖的地区成了当时最为富庶之地。李正己死后，兴元元年，他的儿子李纳继续担当“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贞元八年，李纳死，他的儿子“（李）师古继之”。李师古死后，他的同父异母弟李师道，继续掌管着平卢军的实权，兼着“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2]李正己家族把持了管内的陆运、海运，并授权负责对新罗、渤海两国的外交事务六十年多年。

　　除当时的新罗国、渤海国外，唐末至五代初，黑水（黑水靺鞨）国“自登州泛海出青州”，[6]也经由青州与中国中原王朝保持着人员和贸易往来。黑水靺鞨，在今黑龙江省东北部，唐末及五代时的黑水靺鞨部落大部分在今俄罗斯境内。通过后面的介绍，还可以看出，唐中后期，日本也仍然有使团会走北路，从山东半岛登陆经过青州办理相关的手续后再到中国的京都西安。这说明，青州是当时东亚诸国进京的主要通道及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重要基地。上面在谈到李正己时，虽然只提到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但由于李正己是高丽人，唐初，高丽曾占据了朝鲜半岛北部的绝大部分地盘，李正己掌控山东半岛，由于“赋税均轻”，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人员及经贸往来也必定是最兴盛的时期。据《唐会要》记载，“所输物产，为新罗之最”，，[7]这说明了新罗与大唐贸易的兴盛。唐代，新罗国、日本都到大唐作生意，山东半岛是其主要的通道，平卢军节度使又授权负责对新罗两国的外交事务，掌管着管内的陆运、海运业务，山东半岛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唐代中国与新罗、日本及内地和东南沿海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李氏家族也必然从中获利巨大，这也是他们“最称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唐王朝铲除了李氏家族的割据势力后，虽说平卢军节度管辖的势力范围大为减少，但仍然着掌控包括今淄博在内的山东半岛以东的沿海地区，并且继续授权代表朝廷负责对新罗、渤海两国的外交事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如唐穆宗时（公元821—824），“以（薛）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2]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六月二十八，日本圆仁和尚就在赤山法花院（院址在今荣成市石岛镇西车村）遇到了“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马使吴子栋、崔副使、王判官等卅余人”。[8]大唐天子差青州兵马使为“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再次说明了晚唐时期青州与新罗关系的重要性。唐昭宗时（公元889—904），仍任命青州刺史王师范兼“平卢军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9]五代时期梁朝时，仍任命“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等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10]驻青州的平卢军节度使只要负有“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的职责，青州就仍然处在唐王朝与东亚诸国交往的重要位置上。

　　在驻青州的平卢军节度使中，有一个人应特别提到，这就是薛平。薛平不仅在任期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得到了百姓的拥戴，而且为制止贩卖新罗人口的行为作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新罗朝廷的赞许，为中韩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旧唐书》记载：薛平是绛州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人，曾祖父是唐高宗朝名将薛仁贵。[2].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朝廷任命“薛平为青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等使”。[11]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四月，朝廷“以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五月，“以前平卢军节度使薛平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12]这说明薛平任平庐军节度使期间是公元819年3月至公元825年4月。薛平“在镇六周岁任，兵甲完利，井赋均一。至是入觐，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 [2]薛平关注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生活，为普通百姓做了有益的事情，所以才能得到了百姓的爱戴，以至于调职离开青州时，“百姓遮道乞留，数日乃得出”。也正因为薛平对下层贫苦百姓有着深厚的同情心，加之自己还担负着唐朝廷与新罗关系的责任，所以，当了解到辖区内存有贩卖新罗人口的现象时，薛平立即向朝廷上书要求禁止贩卖新罗人口，并着力清除贩卖新罗人口的祸患。

　　《旧唐书》记载：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平卢（节度使）薛平奏：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于缘海郡县，请严加禁絶，俾异俗怀恩。从之”。[13]《唐会要》也记载：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奏：“应有海贼诱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蕃，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于理实难。先有制敕禁断，缘当营久蹈域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复已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诱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敕旨：“宜依”。

　　三年（公元823年）正月，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先蒙恩敕禁卖良口，使任从所适。有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伏乞牒诸道傍海州县，每有船次，便赐任归，不令州县制约”。敕旨：“禁卖新罗，寻有正敕。所言如有漂寄，固合任归。宜委所在州县切加勘会，责审是本国百姓情愿归者，方得放回”。[14]

　　我们从薛平的奏章中了解到，薛平的前任控制山东半岛时，当时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非常猖獗，虽唐王朝明令禁止贩卖人口“有制敕禁断”，但由于薛平的前任，即李氏家族，特别是李正己的孙子李师古、李师道统治山东半岛时“不守法度”，致使海盗“诱掠新罗良口”，贩卖到李氏家族管辖的登州、莱州和其它的沿海州郡。李氏庞大的家族在山东半岛经营了六十多年，他们在垄断了山东半岛海运和对外贸易的同时，还听任海盗大肆贩卖新罗人口。唐王朝消灭了李氏家族的割据势力后，“道路无阻”，山东半岛与新罗之间的贸易活动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又逢新罗宪德王十三年（公元821年）春，“民饥，卖子孙自活”，[15]新罗大灾之年，更为人口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递相贩鬻，其弊尤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平上书朝廷，新罗“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于理实难”，要求对贩卖新罗人口的行为“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加大对贩卖新罗人口的打击力度，并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从公元823年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我们得知，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在唐朝廷支持下所采取的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此，新罗国遣使对唐王朝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能给要求归国的新罗难民提供帮助。被贩卖的新罗人口多在平庐军节度使管辖的登州、莱州界，说明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打击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无论是主动向朝廷上书，要求加大对贩卖新罗人口的打击力度，还是积极执行朝廷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禁令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庐军节度使薛平都功不可抹。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在禁止买卖新罗人口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韩国著名作家崔仁浩以张保皋为主人翁而创作的历史小说《王道》一书，作者为了美化和抬高韩国民族英雄张保皋在打击海盗方面的正面的形象，不顾历史事实，对平庐军节度使薛平进行了诋毁。《王道》一书提道：大唐“皇帝下禁令禁止买卖新罗奴隶，并将其遣送新罗。但是禁令并没有正常执行，对此，张保皋通过外交途径再次向薛平提出了强烈抗议。”[16]《王道》一书凭空想像，并杜撰出薛平对禁止买卖新罗人口的禁令执行不力，“张保皋通过外交途径再次向薛平提出了强烈抗议”的情节，这不仅歪曲了历史真相，否认了平庐军节度使薛平在禁止买卖新罗人口中的重要作用，也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利于对韩国民族英雄张保皋正面形象的弘扬。虽说历史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如严重的背离了史书的明确记载，不仅容易给读者产生误解，贻误后人，也容易伤害国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和新罗国的民族英雄张保皋一样，都为打击海贼，制止贩卖新罗人口，保障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贡献，同样应该予以赞颂。

　　三

　　青州在唐代的外交活动中所处于重要的位置，还可以从日本圆仁和尚路过青州时所写的日记，通过他在青州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也可以看出青州在唐代与东亚诸国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日记同时反映出青州人民对外来客人的友好热情和博大情怀。

　　圆仁和尚（公元794年—864年），日本下野都贺郡人，幼年时即落发为僧，圆仁的师傅是广智，广智的师傅是道忠，而道忠的师傅即著名的鉴真大师，也就是说，圆仁和尚自幼就间接地受到中、日文化的熏陶了。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七月二日，圆仁和尚随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来中国，[17]圆仁和尚在中国求法十年，足迹走遍半个中国，写下了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留下了中晚唐时期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缩影。圆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我国玄奘和尚的《大唐西域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被列为“世界三大旅行游记”，名播四海五洲。

　　日本圆仁和尚一行三人在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二月离开赤山法花院（院址在今荣成市石岛镇西车村）踏上西行朝拜五台山之路，三月二十一日到达青州。在圆仁的日记里，有这样的具体记载：

　　三月二十一日，发行三十里，到韭味店张家断中，主人心平。斋后，行三十里到青州龙兴寺宿。

　　三月二十二日，朝衙入州。见錄事、司法。次到尚书押两蕃使衙门，拟通入州帖，缘迟来，尚书入球场，不得参见。却到登州知后院，送登州文牒一道。……晚衙时入州，到使衙门。……尚书传语云：“且归寺里，续有处分。”归到寺里，节度副使张员外入寺来相见。又见幕府判官，姓萧名庆中。

　　三月二十三日，早朝，赴萧判官请，到宅里吃粥，汤药茗茶周足。判官解佛法，有道心，爱议论。见远僧，殷勤慰问。欲斋时，节度副使差一行官唤入州进奏院斋。官人六七人，饮食入法。

　　三月二十四日，破阵乐之日，于周内球场设宴。晚头，直岁典座引向新罗院安置。

　　三月二十五日，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副使张员外乞粳食。……（节度副使张）员外施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谢状。

　　日本国求法圆仁谨谢：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

　　三月二十八日，登州留后官王李乌来院相看。便闻渤海王子先日来到，拟归本乡。待敕使来发云。

　　四月一日，朝衙得公验。尚书赐给布三端、茶六斤。斋时当寺有斋。

　　四月二日，早朝，萧判官宅吃粥。……入节度副使张员外院辞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暮际，幕府判官施给粮米二斗，驴料小豆二斗。黄昏，入幕府判官宅，谢施路粮。

　　四月三日，平明发，幕府判官差行官一人送过城门。幕府从初相见之时心极殷勤，在寺之日每日有恩施，慰问不绝。发行之时差人送路，兼示道路。……行二十里到益都县石羊村陈家餐，主人心平。[18]

　　我们通过以上日记摘录，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青州在唐王朝与东亚诸国的交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青州不仅是新罗国、渤海国、进入大唐帝国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办理出入关手续的主要场所。渤海王子“拟归本乡“，必须在这里出关手续，并等候朝廷的批准。东亚的其他国家的人员，从山东半岛进京或去中国其它地方，也必须在青州办理相关手续，如日本僧人圆仁一行去五台山路过青州，不仅要向尚书押两蕃使衙门（淄青平卢节度使一般都有尚书衔，故圆仁称淄青平卢节度使为尚书）报告，“通入州帖”，离开青州时，也必须得到淄青平卢节度使的批准，“得公验”后才能成行。青州设有“登州知后院”，并配有“登州留后官”，“登州知后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登州驻青州的办事处”，说明了青州的地位高于登州，登州知后院的官员在圆仁和尚下榻的“新罗院”看望圆仁和尚一行，关心圆仁办理进出青州通关文牒的情况，说明了登州知后院的官员有责任帮助从登州进出青州的外国客人。青州还设有“新罗院”， 说明了进出青州的新罗国人很多，这都反映出作为“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衙门的所在地，青州在中唐至五代时期往来的外国人员非常之多，这一时期应是青州历史上对外交往的最繁荣时期。

　　二、淄青平卢节度使亲自办理圆仁和尚一行出入青州的手续及相关事宜，说明了驻青州的淄青平卢节度使衙门高度重视外交事务。圆仁和尚当时只是日本的一个普通谴唐留学僧，但他路过青州需要办理出入青州的手续时，必须得到有尚书衔的淄青平卢节度使的亲自批准。圆仁见了青州的“錄事、司法”还不行，还必须亲到节度使衙门“拟通入州帖”，因为来晚了，尚书不在，“不得参见”，只好在青州继续等候。但当天晚上，尚书就派人传语：“且归寺里，续有处分”，说明尚书当天就见到了圆仁和尚的“入州帖”了，并开始为之办理相关的手续了。而且圆仁到了寺里后，节度副使张员外即“入寺来相见”。当天晚上，还见到了幕府判官萧庆中。不仅如此，第二天，萧判官就请圆仁和尚一行到他家里吃早餐，“汤药茗茶周足”。午饭时，“节度副使差一行官唤入州进奏院斋。官人六七人，饮食入法”，这应该是节度副使设的欢迎圆仁和尚一行的宴会。节度副使张员外还施给圆仁和尚一行“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圆仁和尚在得到节度使衙门的批文后，还得到了尚书赐给的“布三端、茶六斤”。 圆仁和尚一行离开青州时，节度副使张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幕府萧判官又“施给粮米二斗，驴料小豆二斗”，并且派“差行官一人送过城门”。圆仁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幕府从初相见之时心极殷勤，在寺之日每日有恩施，慰问不绝。发行之时差人送路，兼示道路”。唐代，带尚书衔的节度使一般都是二品的朝廷大员，节度副使的级别也不会低于官居三、四品的州刺史，幕府判官应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类的长官，他们这样高度重视一个日本的普通谴唐留学僧，既反映了淄青平卢节度使衙门对外交事务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唐王朝对外开放、友好的国策在地方政府同样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三、青州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给予圆仁和尚一行殷勤的款待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体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外友好的博大胸襟。圆仁在他的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里特别记下这样一段话：“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这里虽然只提到“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没讲青州界吃什么，但圆仁却这里写道：青州“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而圆仁在三月二日路过登州时，记下的登州的 “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一斗七十文”，[19]青州米的价格明显高于登州的价格，说明了青州界的饥荒比登州界严重的多。从登州至青州都是“官私饥穷”，说明了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一样，也不富裕，甚至也要饿肚子。在这样的饥荒之年，百姓饥穷，吃橡为生，可无论是山东半岛的普通百姓，还是地方官员都给予了远道而来的圆仁一行以超过亲人般的关照，上面提到，淄青平卢节度使、节度副使、幕府判官不仅热情地接待了圆仁一行，请圆仁一行吃饭，“汤药茗茶周足”，“每日有恩施，慰问不绝”，圆仁一行辞行，还分别赠送了“布三端、茶六斤”、“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茶饼食”、“施给粮米二斗，驴料小豆二斗”等。在大灾之年，地方政府官员能够这样周到细致、无微不至的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也难怪使圆仁一行“不胜感戴，难以销谢”。在普通百姓家中，圆仁一行同样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当圆仁一行走到接近青州城里时，到韭味店张家吃的中午饭，“主人心平”，张家主人很友好的招待了他们，在离开青州城二十里走到益都县石羊村陈家用午餐时，同样是“主人心平”。晚宿临淄县金岭驿东王家，“主人心性直好，见客殷勤”，[20]第二天，走到临淄县长赵村，“入赵家餐，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心里无恶”。[21]圆仁和尚一行西行途中经过青州时，在普通人家遇到的是“主人心平”、“主人心性直好，见客殷勤”、“主人极贫，无饭可吃，心里无恶”的人家，在当地百姓饥穷，吃橡为生的年代，在自己都填不饱肚子，忍饥挨饿“无饭可吃”的情况下，无私接待素不相识的圆仁一行三人，不用说以慈悲为怀的圆仁和尚，就是铁石般心肠的人，也会为山东人民的这份情谊而感动落泪。

　　从日本圆仁和尚这一发自肺腑、具体而充满真情的记载中，使我们看到了圆仁和尚一行当年在山东半岛受到中国政府及民间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帮助。圆仁和尚一行一踏上山东的土地，政府官员和民间百姓不仅争相看望慰问，送米赐饭，而且在遭受灾害、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仍给予了圆仁一行起码的生活保障和无私的帮助。山东人民用自己的真情谱写了中日人民友好交往史上的光辉篇章，架起了唐代中日友好往来的坚实桥梁，为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五代时期，由于青州仍然驻有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青州的外事活动和海外贸易持续活跃。

　　《五代会要》还记载：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八月，青州奏高丽国宿卫质子王仁翟，乞放归乡里，从之”。[22]青州上奏说高丽国的质子要求回归故里，说明高丽国的质子是住在青州的，是受青州节度使衙门管束的，因质子(质子多为王子)的身份特殊，其回国必须报朝廷批准。五代时期，中原王朝通过青州驻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衙门和高丽等国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往来会更加频繁。因为当时的陆路通道已被北方的辽国阻断，海路就成了往来的唯一通道。走陆路既无法避免辽国的军事、关税等方面的阻扰，有时候还会遭遇散兵游勇的抢掠。古代没有领海海域的概念，凡是有海的地方就可以通航，即使高丽、新罗官方的船只途经辽国沿海，也较少受到来自辽国陆地上的干扰。中原的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占据的都是中国的北方地区，高丽、新罗往来中原走海路最便捷的路线就是从山东半岛出入。《五代会要》里还提到，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高丽国王派遣使节到后周来，结果使节之一通事舍人“顾彦浦溺海而死”。[22]这说明了高丽使者走的肯定是海路。五代时期的高丽、新罗走海路，只能是从山东半岛东部的登州沿海港口登岸，经过青州的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衙门审查并办理好相关的手续后才能进京（开封或洛阳）。青州上奏说高丽国的质子要求回归故里，就是很好的说明，由此可见，青州在五代时期仍然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与东亚诸国继续保持着频繁的官方贸易往来。如《新五代史》中记载，“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23]说的是周世宗派大使韩彦卿携带丝绸数千匹交换高丽的铜以铸钱用，高丽向后周派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这既说明了五代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持续繁荣，同时也可以看出，丝绸仍是当时中原王朝对外流通的主要货物。《新五代史》还记载，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渤海国 “国王大諲撰遣使者来，讫显德（显德，后周世宗年号，公元954—961年）常来朝贡。其国土物产，与高丽同”。[23]也就是说，整个五代时期，渤海国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官方往来和朝贡贸易，渤海国的大部分国土原属高丽，所以渤海“国土物产，与高丽同”。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经青州与黑水国的官方贸易也很活跃。《新五代史》记载，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黑水兀儿遣使者来，其后常来朝贡，自登州泛海出青州”。[23]《册府元龟》也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八月，青州市到黑水蕃马三十匹。”[24]《五代会要》也提到：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五月，“青州奏黑水兀儿部至登州卖马。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二月，青州奏黑水桃李花状申父独鹿卒，所有敕赐朱记未敢行使”。[25]黑水国的酋长兀儿遣使“自登州泛海出青州”，并“常来朝贡”。 黑水国的酋长胡独鹿死后，他的儿子桃李花做了酋长后，也“尝请命中国”，要求更换“敕赐朱记”，还是由青州转奏的。黑水靺鞨也来青州做生意，这都说明了青州不仅是黑水部落到中原王朝朝贡的必经之地，也是开展各种官方活动及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除官方贸易往来外，民间的贸易往来同样非常频繁，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二月，青州奏于登州岸获新罗船一只，进其宝货”。[22]后唐“末帝清泰元年（公元935年）七月，登州言：‘高丽船一艘至岸，管押将卢盺而下七十人，入州市场’。”[24]以上既说明了五代时期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民间贸易依然非常活跃，也进一步佐证了五代时期的青州仍然控制着山东半岛的对外贸易，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做着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昫《旧唐书·志第十八·地理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2] 刘昫《旧唐书·列传七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3] 王溥《唐会要》卷36 附学读书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真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5]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七》，《渤海国志三种》第54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5月版。

　　[6]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7] 王溥《四库全书·唐会要·卷九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7册第377页。

　　[8]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169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9]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二十上·昭宗》，《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10] 薛居正《旧五代史·巻九·梁书第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11] 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五·宪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16页.

　　[12] 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上·敬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9-350页.

　　[13] 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本纪第十六·穆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1页.

　　[14] 王溥《四库全书·唐会要·奴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7册第288页.

　　[15] 金富轼.《三国史记》(校勘本).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6] 崔仁浩《王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99页。

　　[17]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8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18]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41—25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19]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22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20]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5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21] 白化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25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

　　[22] 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高丽》，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

　　[23]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24]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互市条》，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

　　[25] 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黑水靺鞨》，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