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镜”透视人生--一位医生从医30年的忧喜

　　记者周婷玉

　　28岁的谢鹏雁背着书包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消化科报到，在编号“99”的表格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那是1978年的1月。

　　然而谢鹏雁行医却是从1973年开始。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时，谢鹏雁被连队军医看中，半年后，成了一名“医助”，治疗一些常见病、发发药品。

　　“若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知识就不够用，得边翻书边治病。”谢鹏雁说，就是这样，也没有人怀疑过他，谁不舒服都来找他。

　　1974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招生，他再次被“看中”，一生的职业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刚进北大医院的那年，谢鹏雁第一次见到了胃镜——这个他日后与疾病斗争形影不离的“武器”，他称之为“镜子”。就在与“镜子”打交道的30年中，谢鹏雁体验着从医的忧喜苦乐……

　　当年北大医院只有一根胃镜和一根肠镜。“这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谢鹏雁说，“现在各个县级医院几乎都有，甚至有的乡镇中心卫生院都有。”

　　尽管外省医院的条件比北京差很多，但上世纪70年代末进京看病的人却不多。谢鹏雁说：“那会儿进京看病要省里卫生部门开介绍信才行，再加上也没钱。”

　　谢鹏雁清楚地记得1985年——“医改元年”，这一年提出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鼓励创收。此后几年，他的收入明显增加，工资虽只有70元、80元，奖金却从5元、10元，后来超过工资达100多元。

　　医院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进行扩建和更新设备。以前北大医院一个病区70多间病房只有一个公共厕所，现在所有的病房都有；原来最多一间病房住过6个人，现在最多3个人一间；90年代以后Ｂ超、ＣＴ、核磁共振等先进设备迅速得到补充和更新。

　　“现在国内一些大医院的设施设备基本可以与国外相媲美，这大大缩小了与国外医院在临床上的差距。”让谢鹏雁兴奋的是，内科“镜子”更新为电子内镜。以前只能用肉眼从视孔里看，现在在这间屋里做内镜，学生可以在另一间观摩室通过屏幕看图像。

　　“内镜就是医生的另一只眼睛，大大提高了肠胃疾病诊断的准确率。”他说，上世纪70年代末北大医院的胃镜手术一年也不做几例，当时谢鹏雁都没资格操作，按捺不住“探索”冲动，他还当过一次志愿者让别的医生查过一次。

　　现在已是北大医院消化科主任的谢鹏雁，每周都要做上几十例内镜，去年消化科一年就做了5000例胃镜、近2000例肠镜。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病人。

　　“走在医院，哪里的方言都能听得到。尤其是医院的特色科室，几乎90％的病人都是外地人。”这让谢鹏雁既欢喜又忧愁，“政策放宽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但都集中到大医院了，排队挂不上号。”

　　30年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刚工作时，收进60多岁的病人就觉得年纪大了，可现在，患者动辄就是70多岁、80多岁甚至90多岁。人均寿命的增加也有医疗的功劳。”谢鹏雁对此充满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