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记忆：追寻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

　　揭开尘封的记忆

　　——追寻中国第一位

　　物理学博士李复几

　　文/欧阳圻

　　浮出水面的神秘博士

　　1984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前来访问的西德总理科尔将一本波恩大学物理学博士论文复印件送给了北大。

　　早在19世纪末期，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有很多贵国年轻科学家到我国接受大学教育，波恩大学是首先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中国公民的欧洲大学。他姓李名复几，博士论文题目为碱金属，该论文于1907年被波恩大学通过。我带来了该论文的复印本以及李先生的简历和离校证明书。请你们存档。

　　然而，这位被科尔总理称之为“中国第一位留欧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李复几和他的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在报道科尔访问北大发表讲演的新闻中并无李复几论文的消息。这本珍贵的“留洋归国”论文只好静静地躺在北大档案馆里，以至于同在京城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史研究专家戴念祖也不知情。

　　不久，德国波洪大学魏波渡教授找到戴念祖先生，委托他查询李复几回国后的情况，并寄赠了李复几的毕业论文等材料。早已将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脉络熟谙于胸的戴先生马上意识到这些材料的不平凡意义：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篇物理学博士论文，李复几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而在此之前，中国物理学界公认的首位博士是李耀邦（1914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由戴念祖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出版，其中刊出了李复几论文的中译本，并称李复几是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然而，令戴念祖等人遗憾的是，除了其博士论文扉页上关于求学经历等少量信息外，其余关于李复几的生平鲜有所知，特别是他毕业后完全失去了行踪。1996年，戴念祖先生曾在《物理》杂志第11期上遗憾地写道：“也许他获博士学位回国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情与贫困落后，他未曾进入教育界，而真的起法号，入山为僧了；抑或没有回国，也未可知。”

　　时间到了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100周年大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在大会上放映了一个回顾中德学术交流的幻灯片，再次表示：中国在德国取得第一个博士学位的人叫李复几，但不知道他后来的去向，一直在寻找，其简历中显示是从Nanyang College毕业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上海交大校长、物理学教授谢绳武很敏感地意识到，Nanyang College就是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英文名称，于是他中途从会场出来，前往交大档案馆查询。数字化档案查询系统很快跳出近10页的资料，证明这位神秘的博士是南洋公学中院首届毕业生，1901年由南洋公学出资派遣海外留学。这一信息令与会中德双方十分兴奋，在午餐会上决定于2007年，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100周年之时，合作举办纪念活动。

　　继续查访李复几生平的工作交给了交大的校史研究人员。但是，交大档案记载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求学阶段，对于李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情况，仅有零星记载，空白点很多，具体在何处任职、家庭情况、何时去世等需要进一步调查。于是，研究人员开始跳出查找李复几本人的直接记载，沿着他的同学、老师等关系网络，试图发现某些回忆录等有价值的材料。

　　2006年，是交大庆祝建校110周年的年份，查访李复几生平的工作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李维格，近代实业家和教育家，曾任南洋公学的提调（教务长），任职期间李复几也在校就读，他们都来自江苏吴县。李维格来南洋公学之前，曾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担任西学总教习，李复几的英文简历显示他也曾在此读书；李维格来到南洋公学，李复几也转学南洋公学。在西学教育刚刚兴起的那个时代，南洋公学的招生途径具有很明显的“裙带”关系。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是父子或兄弟或旁系亲属的比较普遍。那么，李维格和李复几是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大胆的假设在研究人员头脑中冒出：李维格是李复几的父亲？于是他们将突破点聚焦在李维格的身上。

　　这个问题后来在近代史专家夏东元先生家中得以破解。夏老一直注意李维格的情况，还家藏了《李维格的理想与事业》一书。研究人员翻开这本书附录的照片，惊喜地发现，有一张李维格的坐像，其后站着一个着洋装的英姿飒爽的年轻人，注释写道：“李维格任南洋公学提调时，与其侄李泽民合影留念于上海”。泽民，正是李复几的字。

　　夏老与李维格的孙子、南开大学李正名院士相识，通过他，校史研究人员终于找到了李复几的子女。李复几有子女共7人，健在的有长女张微、四子李正修、五女李贝、六女李岱，分别居住在上海、北京和安徽三地。通过访谈子女，再参照相关历史档案和文字资料，李复几，这位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的生平事迹，在埋没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浮出水面。

　　从南洋公学到波恩大学

　　1901年10月12日，上海外滩码头的远洋轮船上，汽笛长鸣，年仅20岁的李复几和他的同班同学曾宗鉴、胡振平、赵兴昌踌躇满志，迎着海风，踏上了留学英国的旅程。李复几4人都是南洋公学中院首届毕业生。李复几的叔叔李维格前往送行，在其日记中，他饱含深情地记下了这一特殊的日子。随李复几漂洋过海的有一件大行李——自行车。这在当时还是时髦稀罕的东西，也是李维格赠送给侄子的特殊礼物。这辆自行车在李复几留学期间立下大功，不仅协助李复几遍游英伦和欧洲大陆许多地方，而且通过转租他人为主人补贴了零用。

　　李复几的成长离不开叔叔的教育和提携。李复几，原名李福基，字泽民，祖籍苏州，1881年12月9日出生于上海。父亲李维其（1864—？年），善昆曲，曾经主持过一个清音班。叔叔李维格（1867—1929年）则是活跃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的著名实业家、钢铁专家、翻译家，曾入上海格致书院学习，后留学英国，主持过上海《时务报》翻译工作，担任过湖南时务学堂西学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实业，历任汉阳铁厂总办、汉冶萍公司经理等职。1897年底，在接受数年家塾教育之后，李复几随李维格赴长沙，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1898年7月，李维格就任上海南洋公学教务长，李复几也随之于次年2月转学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位于上海的徐家汇，由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在1896年创办，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新式高等学堂。然而开办之初，旧学仍一统天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很少，直接设立大学部生源无法保证，于是公学先从中小学（中院和外院）办起，并设立师范院培养教师，设想等中学毕业生毕业后，就可以办起大学部（上院）。1898年春，南洋公学中院头班开始招生，当时符合招生资格的学生少得可怜，而且中间常有流失，到次年春就剩下6个学生，从长沙转学而来的李复几就在此时补充到头班学习。

　　在现在交大的档案中，还留有李复几100多年前在学校读书时的若干记录。档案显示，李复几在校期间学习用功，成绩较优。第一学期结束，盛宣怀和公学校长何嗣焜亲自考察各班学生成绩，李复几得到“自然长厚、不能瑕疵”的佳评，并获得洋银5角的奖励。1900年12月，公学提调伍光建（1867—1945年）主持中院头班的英文考试，分默写（满分50分）、作文（满分100分）两试。李复几分别以49分、73分的成绩名列第三，获奖金2元。课外，李复几参加了国文教习吴稚晖组织的群智会，以公开演讲的方式温习所学功课。1901年7月，李复几、曾宗鉴、胡振平、赵兴昌等6名中院生毕业，是为南洋公学中院首届毕业生。

　　依照《南洋公学章程》，中院毕业生应“递升上院”，4年学成后，学校再择优资送出洋留学。然而当年7月，公学校长劳乃宣给盛宣怀呈文，认为经费浩繁、生源不足，请求缓办上院。对于6位中院毕业生的出路，劳乃宣称他们是“公学一时之杰”，“志气远大，不安小成，每以不得出洋游学为憾”，建议选派其中品学兼优者前往英国留学，以解决上院缓办后中院生的求学问题。

　　当时资派学生出洋，耗资不菲，通常每人每年耗银2000余两，如以4年为期，培养一人得需万两白银。南洋公学岁入经费也不过银10万两。然而，盛宣怀认为，学生必须出洋游历，专门学习，才能窥得西学的精要，用其所长，补我所短。于是他很快采纳派遣中院学生留学的建议，选派中院毕业生李复几、胡振平、曾宗鉴、赵兴昌4人留学英国，并指定4人所习专业：李复几专习机械，胡振平、曾宗鉴专习政治，赵兴昌专习商务。留学的具体事务由公学提调伍光建办理。伍早年曾经留学英国习海军，门路较熟，聘请英国人蓝博德为留学监督，负责联系学校、管理留学经费、督察学生的学业品行等事务。蓝氏为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物理教授，严复、伍光建等都曾受业于其门下。

　　秋冬之际的伦敦已经很冷，李复几等人在泰晤士码头登陆，持伍光建的亲笔信，找到了前来迎接的蓝博德夫妇。蓝博德夫妇热情好客，先带领他们参观伦敦市容，午后抵达格林威治，租屋两间暂作安顿。一个月后，蓝氏安排他们先进入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语言。不久李复几入芬斯伯里学院（Finsbury College）,专习机械工程，后入伦敦机械工程师研究所实习1年，之后再入伦敦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04年毕业后前往德国迪塞尔多夫的汉尼尔理机器厂（the Haniel Company in Dsseldorf）实习。改赴德国学习的想法是受到了其叔李维格的影响。这年李维格奉盛宣怀派遣，赴欧美考察炼铁新法，在英国叔侄俩相会。李维格建议李复几在英国习工程毕业后，应去德国学习自然科学。因为他认为工程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只有精通自然科学，才能在应用工程上有所作为，而自然科学以德国最为精深。

　　1904年底，留学4年期限将至，李复几呈请盛宣怀延期两年，继续在德国留学。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以李复几“才品甚优，有志向学”，同意延期至1907年6月，年供经费180英镑。机器厂实习期满后，李复几于1906年5月18日注册进入波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nn）艺术系自然科学专业（Natural Science at the Arts Faculty）继续深造，注册名字为“Li Fo Ki”，系罗马字母。入学后，李复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大气中氦的发现者凯瑟尔（H. Kayser；1853-1940年）从事光谱学研究。1907年顺利毕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李复几留欧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有一则故事记载了他刚到英国参加舞会的情形。某个周末，几位同学把李复几带至学校舞会，想让他见见“世面”。哪知道来自“礼仪之邦”的他，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看到男男女女们搂抱在一起，一下子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当一位女同学上来请他共舞时，他两腿一软，钻入一张桌子底下躲了起来，弄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这位青年很快就适应了异邦的生活，开始广泛交游，热心公共活动，曾为伦敦中国协会会员、伦敦中国联谊会会长；在欧洲大陆期间，又曾任巴黎佛教俱乐部名誉主席、欧洲中国Duc Tsch Tsih布道团的志愿者。

　　与诺奖获得者较真的博士论文

　　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07年1月，题目是“关于勒纳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Spektroskopische Untersuchungen ueber P. Lenards Theorie der Spertren der Alkair Metalle，李本人汉译为《推验光浪新理》），主要内容是通过拍摄钠的火焰光谱图来验证P.勒纳（Lenard）提出的火焰中心发射说。

　　早在1883年，李复几的导师凯瑟尔及其合作者就测量了许多元素的光谱，发现谱线系的间隙与强度呈规则变化，并提出了表示这种变化的数学公式。随后，光谱实验及其数学表达式成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的热门课题。然而，有关光谱发射的物理机制的理论探讨显得较为落后，只是产生了许多理论设想，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是勒纳于1903年、1905年提出的火焰发射说：发射谱线的光弧是由大量的相互包裹着的中空火焰组成的，每层次火焰都是一个发射中心，每个中心发射一个线系，且主线系的火焰中空形状最大，第一、第二副线系的中空形状逐渐缩小。

　　为了验证勒纳的理论，李复几在其导师凯瑟尔指导下，在波恩大学物理研究所做了实验研究。他将钠放入两根碳棒电弧之中，用摄谱仪拍下火焰照片。其摄谱仪是当时最好的光谱仪，可以在百分之一秒的曝光时间内拍下清楚的铁弧光谱。李复几拍摄了大量照片，即使以高倍放大镜在毛玻璃上观察，也没有看到中空火焰的形状，甚至连一丝痕迹都不存在。李复几又进一步采用加大光圈或延长曝光时间的方法，通过反复实验发现：“加大一倍光圈，第一副线系谱线的图像和正常光圈时主线系一样大；再加大光圈，第一副线系的图像还可以大于最小光圈时主线系的图像。”因此，李复几得出结论：火焰图像大小实际上是与其强度相关的。

　　最后，李复几在论文中断言：“我相信，这足以证明勒纳关于光弧由大量相互包裹的中空火焰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发射中心，每个中心发射一个线系的假说是不正确的。”同时也分析了勒纳假说产生错误的原因。

　　勒纳于1905年因阴极射线的实验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当时德国物理学大权威，后来成为20世纪科学领域的主将的爱因斯坦也曾于1903年提出申请要做他的助手，这样一位物理大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却被一个年仅25岁的中国青年人所推翻，足见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出手不凡，直抵当时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据波恩大学向上海交大提供的材料显示，李复几的学位论文被评为“idoneum”等级，答辩获得了“rite”等级，顺利予以通过。1907年3月5日，李复几被波恩大学授予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可惜，李复几的毕业证书不幸毁于二战战火，学位论文及考试试卷目前尚存于该校档案馆。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本）认为这篇论文很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物理学论文”。

　　回国后从事技术工作

　　如果给李复几的一生作一划分的话，1907年是一个人生的拐点，海外6年的求学生涯就此结束，涉足物理学最前沿领域的学术研究也随着回国的安排而中断。回国以后，李复几除了有短暂的几年担任过交大和复旦大学的教职外，基本是在工厂的第一线担任实际的技术工作，在我国急需技术人才的工矿企业、城市交通领域担当起了技术骨干，为中国工业近代化贡献了所学。

　　被南洋公学资送的学生出国前，都要与校方订立一纸“具结”，申明：“毕业回国听候监督示谕，遵照章程分别考验。……倘有中途无故转业，或未奉允准自行改业以及私行他就等情，情愿甘罚缴学费……”，并须在国内找一位具有财力的保证人签字担保。有了这种严厉的约束，南洋公学留学学生期满毕业后均能如期回国，与李复几同期出国的胡振平、赵兴昌、曾宗鉴三人毕业后即回国任职。

　　1907年夏秋之间，满腹经纶的李复几学成回国。先是在上海高昌庙江南船坞担任副工程师。1908年8月，时名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交大成立我国高校中最早的电机专业——电机科，李复几接受唐文治校长的聘请，担任电机科教员，并主持建立了我国高校中最早的电机实验室。1910年7月，任职期满2年的李复几离开母校。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受李维格的引荐与提携，李复几来到武汉，就任汉阳铁厂机器股主任。当时，李维格任汉冶萍公司协理、经理，主持汉冶萍公司日常事务。武昌起义期间汉冶萍核心工厂汉阳铁厂遭遇炮火被迫全部停产，外国工程师全部被遣散回国。民国政府成立后，要求迅速修复炉机，恢复生产，李维格大胆委用吴健、李复几、温务滋等人为工程师，组建了一支以归国留学生为主的技术骨干力量。李复几等人不负所望，由李负责维修安装的全厂所有新旧大小机械工程，不到一年即告竣，保障了两座１００吨高炉和部分马丁炉的顺利投产。1915年，李复几又和吴健等人合作，开始自行动工兴建４号高炉，并于1917年投产，扩大了汉阳铁厂的生产规模。过去铁厂全仗外籍工程师维持建设和生产，唯有这一次，对这样庞大的近代新式钢铁企业恢复投产完全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独立完成，这在汉阳铁厂是第一次，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也是最早的一次。作为技术骨干之一，李复几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口期间，他还兼任汉口工巡处总工程师，负责汉口重建计划的建筑规划工程。汉口重建计划始于1912年初，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饬令筹划修复在辛亥革命战火中被清军焚毁的汉口华界市区，以李四光等人为“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与湖北地方当局组成汉口重建筹备处，草拟了规划和实施方案。然而因财政支绌，重建计划搁浅。1913年12月，袁世凯派杨度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雇用英人葛雷武为工程顾问进行勘测，之后，也不了了之。1914年4月，袁世凯改派汉口海关税务监督丁士源(1879—1945)负责重建计划。丁士源聘李复几为工程总监，负责汉口城区的工程规划。李复几一边参照先前规划，一边进行实地勘测，制订出一份分“三步走”的新汉口发展计划：第一步，在租界边缘修筑一条干道，再沿着京汉铁路修建一条林荫道，两路均敷设下水道，使租界四周商业活跃起来；第二步，将路延伸修筑至老城区，带动城西南汉水一带的商业；第三步，连接张公堤与京汉线沿路，使商业区域进一步扩大，以重整汉口商埠。这个计划以近代城市道路及卫生设施为基础工程，带动商业发展，并按照区域地段分别进行，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然而，最终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主事者决策失误、外国势力插手等原因，李复几主持制订的汉口重建计划亦未能落实。

　　1917年，李复几被派赴江西萍乡，担任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总工程师、制造处处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主持承接了修建京汉铁路所需E40、E45桥梁共83座的庞大工程。此外，他热心母校校友活动，担任了萍乡交大校友会的负责人。1923年，李复几在交大校友会杂志《友声》第11期所撰“萍乡同学消息”当中也记录了他本人的一些行踪：

　　十年四月六日，因公出差两次，至汉冶两厂。先在汉厂试验钢桥窝钉材料能力，以答京汉铁路之请。又建钢板大水管子数段，以作萍矿试用之品。在冶则取得经建汉冶萍公司鄱乐矿鄱阳湖上之拖轮机器锅炉一全套之生意。

　　从中可知，李复几常往返于汉口、大冶、萍乡之间，忙于机械试验与制造。

　　在繁忙的工作中，李复几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的念头。1923年1月，他负责承建的京汉铁路桥梁工程即将完工，就向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申请“乘此无外工程之日做学问研究之行”，出洋考察学术，但是被公司以经济困难为由断然拒绝。这次与公司的不愉快争执也许是李复几后来离开汉冶萍公司的一个缘由。

　　李复几在萍乡任职期间，刘少奇于1922年来到这里，组织发起工人俱乐部，联合工人提高待遇，发起革命斗争。李复几平时和工人们接触较多，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刘少奇便派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李复几对他们说，我很同情你们工人的处境，也能理解你们的斗争，不过我不能参加进去。你们看我家上上下下十几口，全凭我的500块维持。如果我去闹革命，这么多人不都要饿死啊！革命虽然没参加，可他一直资助着工人们的活动。

　　大约在1927年北伐胜利前后，李复几离开萍乡，此后频繁更换工作，先后担任津浦铁路济南厂厂长、粤津铁路徐家棚修理厂厂长、江湾复旦大学理工科主任教授、华东煤矿（徐州府）总机器师、徐州华东煤矿公司机电主任等职。30年代初期到抗战前的几年里，则属于自由职业者，常常承接一些机械制造或筑路修桥方面的工程。

　　1935年，李复几再赴武汉，又一次被聘为汉口工巡处总工程师。1936年又入川任四川盐务局总工程师，常在自贡、荣县等盐矿巡回工作。他按照机械学原理，采用了很多机械技术掘井、提取、传运，提高了生产效率，对中国的掘井制盐贡献较大。由于不久抗战爆发，交通阻隔，直至去世，李复几再未回过家乡。

　　负重的家庭生活

　　李复几是一位对家庭很有责任心的人。自己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是长兄，其下还有4个弟弟和5个妹妹。他早在留欧期间就将十妹李盈带到英国学习。回国后，李复几挑起了赡养父母和弟妹家庭生活以及教育费用的重担，直到第十个妹妹结婚后才考虑自己的婚事，这时，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超大龄青年。

　　李复几一度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1920年，经留英同学、原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的介绍，李复几与27岁的邢珊文结婚。邢女士是浙江湖州南浔富商之女，相貌俊美，善于理财。李复几和新婚夫人在日本度了蜜月，第二年生下一女，但不久夭折。李复几在萍乡任职期间，待遇丰厚，月薪500块大洋，时人羡慕地称其“500块”。1922年，李夫人生下长女李微（后过继南浔张家，更名张微，现居上海）。初为人父，李复几兴奋不已，在写给交大《友声》的通讯中称得“弄瓦之喜”。其后又生三女三男，依次取名为贤、及、普、贝、岱、还。

　　因任职处所更动频繁，李复几在老家苏州置办有房产，地址在苏州平门外火车站北面，是一座二层的楼房，旁有花园、竹林，墙外三面环水，环境很幽美。李复几有一个大书房，藏有很多中外图书资料和照片。可惜在抗战中，李复几在苏州的全部产业毁于日机轰炸中。

　　在其子李正修（即李普）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常在家，偶然在家时，就带孩子到苏州城内玩，在妙玄观吃梨膏糖和粽子糖，去爬虎丘山，到留园看罗汉堂，乘船去木渎，还教孩子在河里游泳。

　　然而，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被日本的侵略战争完全打乱了。李复几携带其子李及滞留在四川大后方，家人音讯阻隔，生死未卜，生活孤单苦闷，后与当地一女子同居，并育有一子，名李贡。李复几的多数子女被阻隔在孤岛上海。妻子一人留守苏州家中，日军进逼苏州时，逃亡四川，找到丈夫，双方爆发激烈争吵，家庭生活开始不和。

　　李复几晚年经济拮据，一人的工资要担负多个子女的教育生活费用，为延迟退休只好隐瞒5岁的年龄以继续工作，逝世前夕，还兼任私立旭川中学的英文教员。据其子女回忆，他晚年精神状态不佳，工作之余就沉默寡言，与以前判若两人。1947年9月16日，66岁的李复几在四川自贡病逝，死后竟然无钱安葬，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才购得棺木，并按照当地的习俗，被抬上高山。在国弱民贫的时代，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的临终遭遇令人唏嘘不已。李夫人邢珊文后从四川返回上海，1952年去世。

　　百年后的聚会

　　2007年10月10日，在年度诺贝尔奖颁布之际，上海交通大学隆重举行李复几获得博士学位一百周年纪念会，波恩大学校长维尼格教授（Prof. Matthias Winiger）率团与会，李复几的后人也出席会议，共同缅怀和追思这位一度为人们遗忘的中国第一个物理学博士。纪念活动与李复几生平事迹受到新华社、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纷纷予以报道，李复几博士论文显示出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的治学精神尤其受到关注。11月26日，李复几子女将中国第一份物理学博士论文原件以及李复几随身私印两枚，捐赠给了培育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供今人瞻仰缅怀。以后，中国人再也不会遗忘这位物理学的先驱了。

　　满腹经纶的李复几回国后并未继续从事物理学的学术研究，而是长期在工业交通领域从事具体技术工作。李复几在国内外两个不同社会、学术环境下的不同经历与成就，正好佐证了戴念祖先生的论断：“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研究在整个上半世纪里绝大部分是在外国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以前，物理学在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留学生大多选读法政、工程技术等学科，研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学生为数极少，获得学位的学生更是微乎其微。据统计，1900年至1920年期间，我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只有3位，除了李复几之外，还有1914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李耀邦(1884-1940)，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胡刚复(1892-1966)。众所周知，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科学事业特别是自然科学举步维艰，不能提供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使得他们的学术生命都很短暂，难以在物理学上继续发展。如李耀邦回国后不久即改行从事宗教、商业。然而，他们开了研习物理风气之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起点”人物。因此，吴大猷仍然将他们列入中国“第一代的物理学家”，并给予较高评价：“这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学术的发展总得有个起点。”

　　（本文承蒙李复几之子李正修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