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老奶奶张云林：年近古稀“下海”炒股

　　1976年，张云林的大女儿陈英怀孕了。这是张云林的第一个孙辈，高兴之余，她注意到女儿的黄瘦，这不是一个孕妇该有的状态。她着实需要补补。

她问陈英想吃什么，女儿说，就想喝加了黄豆的小米粥。张云林找出粮本，上次发黄豆票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无奈之下，只好去找邻居借黄豆。结果如她所料，一无所获。最后，给女儿端上的，是一碗稀汤寡水的小米粥。看着吃的津津有味的女儿，她默默念道：“有小米，已经可以了。”不知道是在安慰女儿，还是安慰自己。

　　从书香门第的秀气女学生到偏执母亲

　　1950年，19岁的“大龄”青年张云林结婚了。只见过几次面的丈夫是县贸易公司的采购经理，每个月有300元（冀南币）工资。张云林的二十几个同事凑份子凑出一份体面的贺礼———条太平洋牌棉布床单。相比起来，丈夫的同事出手要“阔绰”一些，还有一人就送一个暖水瓶的，让张家觉得很有面子。可是张云林本人却不是那么满意。

　　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的秀才，张家没有儿子，父亲一直把两个女儿供到上师范（大专）。张云林皮肤白皙，生着一双标准的丹凤眼，是远近闻名的好姑娘。在学校，她一直心仪一位文质彬彬的男同学，可是父母坚决反对：“他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母亲早亡，没有女人，嫁过去针线活你就做不完！”

　　在别人介绍之下，她认识了眼前的丈夫。在父母看来，小伙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经理，还吃国家饭，嫁过去吃穿不愁，这样的好女婿上哪找啊。张云林心中的白马王子是文静的书生，可偏偏眼前的丈夫英气有余，文气不足。不过孝顺的张云林还是听了父母的话。

　　“虽说不完全是包办的，毕竟结婚前见过面，可是的确不是我自己选的丈夫。”张云林说起自己的婚姻，满脸掩不住的遗憾。丈夫的暴脾气与从小温顺的张云林差距太大，一件小事就能让他暴跳如雷。一次夫妻吵架，这个暴脾气的丈夫竟然把岳父岳母的铺盖从家里扔了出去。说起这事，已经年近八旬的张云林依然恨的直咬牙。因此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张云林一直坚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观点，只要是儿女喜欢的，她绝对百分之百支持，为了这个，她背着丈夫“偷偷”操办了两个儿女的婚事。

　　1976年，大女儿领回一个飞行员。第一次回家，就大谈自己成分好，部队待遇好云云。丈夫陈恭善当然看不上这样的傲慢，完全没有新女婿该有的谦卑，冷言冷语地把准女婿送出了家门，黑着脸放下话说再不许他登门。可是女儿却已经认定了他，张云林跟女儿深谈了一次，心里暗自权衡了几天——准女婿不仅是军人，还是飞行员，党员，三代的贫下中农，这样好的条件，一点傲气也是应该的。于是她背着丈夫给女儿准备了两床被子，找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买了几尺呢子布做了一身新衣服。女儿就带着这样的嫁妆，看着父亲生气的背影出嫁了。

　　1991年，张云林的小儿子要结婚了。比大姐整整小一轮的陈愈真是父母的心头肉。特别是父亲，“他就觉得他这个小儿子，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儿有（模）样儿，还是大专生，啥样的闺女才能配得上这样的儿子。”张云林说起老伴的自负总带着一丝嘲讽。所以当看到儿子领回一个高高胖胖五官平平的姑娘，“他跟人家点了个头扭身就出去了，弄得人家姑娘站不是坐不是的。”张云林回忆说。

　　张云林细问了姑娘的情况，学历与儿子相当，父亲是老清华的毕业生，国营电厂的工程师。她想这样家庭的姑娘，肯定错不了。而且因为老伴的挑剔，已经将近而立之年的小儿子一直孤身一人。“再这样耽误下去可不是个事儿。”在张云林苦口婆心地劝说下，老伴终于接受了这个普通的姑娘。

　　小儿子的婚礼是陈家最隆重的婚礼。张云林花500元请了酒店的特级厨师，在儿子装修一新的65平米的新房里摆了六桌酒席。两家的亲戚朋友热闹了一场，看着身着一袭白纱的小儿媳，张云林恍惚想起了四十年前自己的那件蓝布褂子。

　　“资本主义复辟”给孙子带来生日礼物

　　张云林做了一辈子会计，精打细算是她的职业本能，她和老伴都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待遇也比一般人家好。家里的生活一直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回想起那时候为一碗黄豆小米粥委屈了女儿，老太太一阵唏嘘。“那时候不是买不起，是没东西买。后来才好点儿，到大孙子周岁生日的时候，84年，我抱着孙子上街买了一块糖糕和一支冰棍，是温州人在路边摆的小摊，没有用票！”老人说起这个特别的生日，得意地笑了起来。

　　在这个内地小城，1978年对人们来说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心动魄。张云林依然需要每天为一大家子的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一天，一个同事从福州探亲回来，带来这样一个消息：资本主义在“那边”复辟了！有了自由市场，人们下了班就可以在家门口卖东西，还有人干脆不上班了。虽说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政策”，张云林还是觉得这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自从“反右倾”之后，她见到太多的人因为多说话丢了工作，散了家庭，温顺本分的张云林变得更加沉默，她一直坚信“少说话，多做事”就能过的好。复辟资本主义？这些人胆子太大了，我们可不能这样。眼下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可总不至于饿死人，比解放前，比六零年强多了，这就可以了。

　　沉默的张云林继续沉默地为这个大家庭日复一日地工作，用专业会计的思维统筹规划着每月固定的口粮，蔬菜和种种日用品。直到宝贝的大孙子周岁那天，她很想给孙子买点好吃的。她忽然想到，最近路边经常有些温州人在卖些自己做的小东西，或许有意外收获呢。她抱着孙子沿街走了近半个小时，最终给孙子买到了一块糖糕和一支奶油冰棍。看着孙子心满意足的样子，她默默念道，“你可是赶上好时候了呀。”

　　不久之后，传说中的自由市场来到了张云林的身边。每天下班，她都总要绕道蔬菜市场去看看，就算有时不需要买什么。“就是想看看人家那热闹劲儿，看着心里高兴。”而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慌，早已随着这股高兴劲儿忘到了九霄云外。

　　小买卖人张干部

　　放开的东西越来越多，用“票”的的地方越来越少，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市场上的蔬菜虽说不用票，可是放了几天的茄子5分钱一斤，新鲜的茄子却要1毛2。单位里的年轻人已经不把自行车看的那么珍贵，被称为“一脚蹬”的摩托车才够时髦。

　　“我们那会讲究‘头年车子二年表’，你想想，为买辆自行车得攒一年的钱，就这样能买到就算不错的了。”说起这个，张云林忍不住比较起来。“可那会儿的年轻人，差不多人人都骑着自行车来上班。要是有哪个小伙子骑个‘一脚蹬’，后面能跟一群小姑娘追着。小儿子也跟我要来着，可是那一辆摩托就得好几千，比彩电还贵。我和老伴在当时都是高工资了，也就八九百块钱，哪有闲钱给他买那个。”那时候，张云林第一次感觉到钱原来能带来这么大的差距。

　　一天，在商业局工作的妹妹跟她分享了这样一个信息——她们很多同事通过单位进到一批儿童内衣和袜子，下班以后就在路边摆小摊去卖，周末还下县去赶庙会。除去管理费和吃饭，一天能净赚六七十块。

　　“你想不想干？我可以你帮你进货。”妹妹说。

　　上街摆摊？！当了三十年国家干部的张云林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这样行么？万一被抓了可怎么得了？”张云林疑惑地看着妹妹。

　　“咱们一不偷二不抢，抓咱干啥？现在国家都提倡搞活经济，我们同事都干了半年多了，家里黑白电视都换成进口彩电了。”妹妹很坚定地说。

　　张云林前思后想，一天六七十，一个月只用周末就能多赚个洗衣机出来，诱惑太大了。可是自己堂堂的国家干部，去赶庙会买东西？再说这不是搞资本主义么，万一过两天政策一变？…可是妹妹说的那么肯定，人家都能挣着钱，我又不傻又不笨…

　　两个月以后，张云林家里用上了最时髦的“天洋”牌双缸洗衣机。那台用了十年的单缸洗衣机被搬进了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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