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皇甫平事件”的前前后后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连发四评论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这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该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做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后来，这位社长离开了报社。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坚持真理的坚定性。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转载为好。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却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选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文/周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