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门”事件：我们需要这样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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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易建联的年龄问题，最近炒得沸沸扬扬。这个此前一直被美国人怀疑年龄造假的NBA球员，终于被中国人提供的学籍卡证实，其出生于1984年而不是目前登记在册的1987年。事实上，这样的“证实”只是完成证据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已。所不同的是，一些人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另一部分人则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护短”：再怎么说易建联是咱中国人啊，怎么能让别有用心的美国鬼子借机大做文章呢？

　　这样的“爱国”腔调和“爱国”逻辑早就耳熟能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凡划分阵线，首先考虑是否“非我属类”，而不是事实的真相。这种简单划一的方式通俗易懂、便于操作，因此成为不少人数十年来最基本的判断标准。譬如外媒对中国运动员年龄质疑这个问题，一些人都会回答说：“我们历来崇尚公平竞赛、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个别海外媒体不是看到我们取得的伟大进步，而是别有用心地将目光盯在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上，进行不负责任的猜疑，事实上是对黄色人种的歧视。”水平更高一点的则会转守为攻：“也许你们的媒体应该更多关注一下你们国内的贫富不均问题、校园暴力问题、犯罪率高问题、次贷危机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逻辑背景和思维惯性，当《体育画报》证实易建联年龄造假时，不少人痛斥这是“没有起码中国人意识的卖国行为”，还有人气愤地对易建联本人说：“为美国人民怀疑您年龄提供了新证据。这是一种什么崇高行为？这是一种狗腿子行为！”

　　不知愤怒者是否知道，类似的“卖国行为”对人家国外的媒体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美国人西摩·赫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揭露了美国士兵在越南美莱村的屠村行为，“美莱屠杀”事件被全美37家媒体予以揭露和谴责；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虐俘事件和英军“虐俘照片”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自己披露的。就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而言，“除了公众的知情权之外，新闻记者不应该对任何其他利益负有责任”。美国和英国当局虽然因为这类“负面新闻”而狼狈不堪，但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却因为勇于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而赢得了更多的信任与尊重。媒体敢于担当、揭示真相的“卖国行为”恰恰是一种整体的和长远的爱国行为。而那种处处护短、急于辩白的包庇与沉默，倒使国人形象大打折扣。

　　当然，就“年龄门”这一事件而言，易建联本人是值得同情的，照他的话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他“控制不了的”。在中国体育的潜规则和明规则之下，运动员的年龄成为“国家机密”，而易建联本人唯一能做的只是“不去关心”。还记得当初被雄鹿队选中时，面对媒体的步步紧逼，易建联说“我只知道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就是1987年10月27日”。看似负隅顽抗，实际上是百般无奈。因为一旦说破真相，他面临的就是整个中国篮球体制的压力。但必须看到，对易建联本人的同情并不能成为媒体逃避责任的理由。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媒体对此类真相的不断披露，最终将会建立一个更少欺骗和作假的诚信体育秩序，或许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终身信仰并努力实践的一句名言是：“维持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正义的真相揭示，哪怕它暂时被一些人称为“卖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