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鲁迅绝非冰与火 教材编写换什么血(图)

漫画/王启峰

　　金庸和鲁迅绝非冰与火(图)

　　新闻背景

　　8月16日《竞报》报道：近日，金庸武侠名著《天龙八部》、《雪山飞狐》等的节选片段出现在了课改后的北京语文泛读备选篇目中。与此同时，在各地的课改中，鲁迅、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数量逐渐减少。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甚至发出了“金庸取代鲁迅”的担忧。

　　究竟要换什么“血”？

　　辛 木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着北京语文课本的“换血”。

　　语文教材作为人文学科，在编著的时候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编著理念，北京语文教材的编著理念，给人的感觉只有两个字：求新。用编委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比北京此前通用的‘人教版’教材还要新。”

　　本来，编著教材求新不是缺点，但需要有其他理念相互支持才行。倘若把求新作为唯一的理念贯穿在教材“大换血”上，仅仅是为了求新而求新，那这种标新立异就难免变成了剑走偏锋。就拿公众普遍质疑的《雪山飞狐》取代《阿Q正传》来说吧，北京教材编委去掉《阿Q正传》，好像没有拿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倒是《雪山飞狐》的选入颇具戏剧性———67岁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顾德希亲自推荐了《雪山飞狐》片段，而编委薛川东介绍说：“顾老师可是金庸的‘粉丝’。”仅仅因为自己是金庸迷，就选入了金庸的作品，就因此而取代了鲁迅的《阿Q正传》，如此“换血”焉能让人心服？

　　为求新而撤换传统名篇的做法在北京新教材中随处可见，如蒲松龄的《促织》之所以被《聂小倩》替换掉，就是因为《促织》“这篇讲社会官员弊端，虽然也有玄幻情节，但现实主义更浓厚一些”，不像《聂小倩》富有鬼魂意味；至于《孔雀东南飞》被撤换，则是因为这篇作品“表现了对封建家长专制的反抗”，言外之意是说作品的思想意义有些陈旧……

　　语文教材“大换血”也许可以，但起码应该保证新旧“血液”不能起到排异反应，不能为“换血”而“换血”，如果这样的话，那对于语文教学的改革不啻为一种灾难。如此在求新求异的理念导引下的语文教材“大换血”，到头来谁能保证不“贫血”？

　　编后：辛木老师到底和教科书情深意厚哪，说得酣畅痛快，“爱之深恨之切”喷薄而出。

　　“金庸取代鲁迅”有点可怕

　　郑 文

　　人们对“金庸取代鲁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金庸与鲁迅本不可同日而语。鲁迅是中国文学巨匠，谁也不可替代他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不但在当代，而且在以后，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财富和精神营养。

　　诚然，鲁迅文学作品，思想内涵丰富、语言执著有张力和渗透力，远不如现代快餐式的阅读那样肤浅轻松，但不能因此而将其排斥在学生的阅读视野之外。这起码是一种不负责的态度，缺少对文学应有的敬畏。在这种急功近利的驱使下，我们对传统文学的传承与发扬从何谈起呢？

　　笔者本不是一个武侠迷，很少涉猎金庸的作品。武侠小说被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也就是说，武侠小说的阅读群体当属成年人。尽管武侠小说宣扬的是有情有义的道理，但毕竟是休闲通俗文学类，其中荒诞怪离以及武功盖世等的描写，容易让一些行为辨别能力不强的学生走火入魔，甚至模仿拉帮结派走向犯罪道路。

　　编后：对于“80”前出生的人来讲，鲁迅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灯塔，所以郑先生的痛心恐怕代表了很多过来人的忧虑。

　　可怕的是“粉丝”编委会

　　朱少华

　　在这次教材改变中，其编委会也传出了一个可怕的信息，那就是绝大部门编委成员都是“金庸迷”，也就是俗称的金庸的“粉丝”，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是金庸的铁杆粉丝。而这次力主把金庸武侠小说推上教材的67岁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主编顾德希，更是金庸迷。

　　大量的金庸迷组成的语文教材编委会，作为“粉丝”，他们对心中的偶像有一种崇拜和敬仰之情是必然的，并极有可能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从这次语文教材的改变就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现在将语文教材这样改并不可怕，但是如果用“粉丝”的“观念”来对待语文教材的改革那就太可怕了，今天是一群金庸迷担纲语文教材编委，就把金庸的作品放进去，把别人的作品挤出去，明天会不会又出现一群鲁迅迷，把《阿Q正传》再搬回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如果编委成员是一群芙蓉姐姐的“粉丝”，那会不会还会指导学生大练“S”造型？

　　编后：金庸迷把持改编大权“挺金驱鲁”，就凭这一点，“金粉”们恐怕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瓜田提鞋、李下整帽，结果授人以柄，课改公信恐怕只能如股市飘绿了！

　　金庸进课本　鲁迅很高兴

　　周稀银

　　课本改革的呼声日盛，在保持传统还是与时俱进上总有人将二者视为“仇家”，对当代青少年需要什么、适合什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鲁迅的文章“独霸”课本这么多年，想必不是先生的初衷吧！如果他在天有灵，也会对这种迷信和盲从感到生气的。

　　一味地将语文课本当作历史教材，甚至还过度贴上政治的标签，正是对文明的不尊重，也是对文学的一知半解。不是鲁迅的文字过时了，而是在课改中我们需要一种让文章走下神坛的勇气。将鲁迅的文章撤下来，不是对其的否定，而是形势需要而已，何况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教辅书继续给其留足位置。金庸的文章虽然少了政治意义，但却散发出一种随风而作的人文之光。

　　金庸进课本，鲁迅很高兴。反对守旧正是先生的主旨，而我们在教改方面又是多么需要更多真正领悟先生文章内涵的革故鼎新。金庸入课本只是选择的出口之一，引入更多的符合时代特点、能够满足学生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式和方法，才是我们课本改革的最大收获。最为关键的不是我们选谁的文章替代鲁迅的文章，而是我们要目中有人，这个人即是广大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在课改中得到充分体现。

　　编后：在给伟大的鲁迅“祛魅”同时，是否更该问问语文课本的读者——— 中学生的意见？哪有唱戏的自娱自乐不问观众喜好的道理啊！

　　编写权垄断是争议之源

　　盛 翔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倒是：为何一套语文课本的变化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原因或许正在于，编定的教材无论好与坏，一经审定就将是不可更改的，孩子们就得伴随这套课本成长，而任何一套教材的编写都必然掺杂了编者的个人偏好和自我价值观。归根结底，因为教材编写权是垄断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教材成为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公众只能无条件遵守。

　　《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教学改革需要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特别是适合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材。但实际上，教材编写资质几乎全是被教育主管部门下属的教研机构和出版机构垄断。因此，教材编写权的垄断让每一次课本变化都备受关注，因为文章的去留可能预示着垄断权背后的种种深层次导向。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学校和学生应该拥有选择教材的权利，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大人本位”的“指定教材”。教育家杜威认为，把早已准备好了的课本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不能选择的指定教材显然是一种“强加”。在教材编写权的垄断下，儿童自由天性的禁锢、种种猜想的冒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