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学者别再忙着批亨廷顿(图)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学者别再忙着批亨廷顿了

　　沈丁立

　　核心提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文明的不同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纪念亨廷顿的时候，如果他的文明冲突论仍然不堪被接受，那么取代它的又是什么？我们不仅要学会鉴别和否定，更要学习如何创新理论。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文明的不同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纪念亨廷顿的时候，如果他的文明冲突论仍然不堪被接受，那么取代它的又是什么？我们不仅要学会鉴别和否定，更要学习如何创新理论。

　　12月24日，塞谬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教授去世。这是哈佛大学的一大损失，也是国际学术界的损失。

　　亨廷顿教授在哈佛大学学生中有很好的口碑。虽然我没有当面请教过他，但我见过的听过他课的哈佛学生对他多有好感。

　　在哈佛园如林名流之中，亨廷顿能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主要还是由于他1993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亨廷顿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由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而造成。他提出，西方同伊斯兰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

　　他的这番理论，在世界引起了重大影响。在经过修订后，他的这些思想又被辑录成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又进而被译成39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

　　评介他这篇文章和这部著作的各国文字，已汗牛充栋，但读家大多难以接受他的宏论。依照亨廷顿的见解，西方与伊斯兰在冷战后的冲突是注定的，与国家间分歧没有关系，而是与文明的文化与宗教属性有关。这种超越国家行为体谈论冲突的视角，在15年前还十分少见。亨廷顿结论之阴暗和宿命性，不仅在政治上难以正确，而且本身存在着实际上的漏洞，批评起来并不困难。

　　亨廷顿因此遭受的批评，如说是疾风暴雨，并不为过，想必他承受了许多压力。在一个自由派成堆的大学里，指名道姓地认定西方必然与某种文明冲突，没有学者的巨大勇气，绝少可能。

　　亨廷顿在30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从1957年到2008年，他在半个世纪的生命中所发表的17部专著和一系列论文表明，他是个不断勇于思考并不断激起学术辩论的思想家。亨廷顿的观点经常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勇于思辨、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和理论素养，深受学术界的重视。

　　他的心被认作是自由主义的，而头脑却属于保守主义。这也是我几年前在指导一位博士生学位论文时力图予以明晰的图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理想和行为上，究竟异同如何？它们可能不完全对立，有时属于不同范畴，却被放在一起对照或被隐性地对立化。厘清这些概念，有助于人们更加认识美国人的思想和思潮，有助于探究美国外交思想的源头。

　　亨廷顿一生都是美国民主党人，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早在1957年，他就发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一文，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意识形态，而经典保守主义则是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他的政治思想就结合了这样两种价值观，主张民主与自由，并认为这种价值观必须得到维护（所谓保守）。

　　这样的“右翼政治思想家”在美国并不少见，但亨氏理论却能解释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制约，而在关系到人权时美国又会呈现使用武力的倾向。同时，亨廷顿善于从时代和课堂上获得研究的动力，他能敏锐地感悟到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因为美国与后者处于不同的政治权威阶段。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自然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尊崇。

　　在他的论文《文明的冲突？》于1993年发表后，亨廷顿又花了三年时间修订，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观念的尺度上，从原先的旷世宏论有所收缩。甚至在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后，他还公开表示：“9·11”事件不属于文明的冲突。

　　很多的学者和读者都希望历史将证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见解是个“谬论”，人们希望冷战后的世界更趋和平。中国的学者更难以接受亨廷顿在其论证过程中将儒教与伊斯兰文明进行关联。但在“9·11”事件发生后，一些人士又不由感佩亨廷顿犀利思想之时代领先。这个时候，对他亲自出来否认该事件本身与文明冲突之间的关系，学界似乎感到了他的学术也受到了“政治正确”之压力。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文明的不同必然导致文明的冲突”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纪念亨廷顿的时候，我们重视的已经不是他的这个或那个的论断，而是他是怎样孜孜不倦地寻求理论创新，如何源源不断地从国际关系的实际中寻求答案、抽象结论。我们今天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中需要梳理头绪，就需要站在理论的高度，看懂一些问题，明了一类问题，提升一项规律。

　　而且，如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不堪被接受，那么取代它的又是什么？我们不仅要学会鉴别和否定，更要学习如何创新理论。时代已经来到了21世纪，我们正面临新的形势，国家和人民在海外存在着更多的利益。构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能够抽象当代国际政治的新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我国学者不可回避的任务。纪念亨廷顿，最为重要的，是研究他理性思辨的不凡人生，并做出超出其成就的学术贡献，为我国的安全和人类的和谐提供理论借鉴。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萨缪尔·亨廷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