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锦度的求富之路

　　无锡：郭锦度的求富之路

　　堰桥的乡镇企业改革全国闻名。由于参观考察者太多，清早就要预约接待。考察人数最多的一天，在堰桥影剧院招待所开了70多桌。那一年估计接待了20万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徐笛 | 无锡报道

　　200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67岁的郭锦度没有如往常一样出现在老年活动室，他特意留在家里，看中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的直播。

　　即便在家里，他也戴着灰色鸭舌帽，外衣敞怀穿着，脚上是一双发白的千层底布鞋，

　　郭家客厅桌子的正中央摆着一座尺把高的毛泽东铜像。郭锦度的老伴儿说，不管家搬到哪里，这尊铜像一直摆放在客厅中央。

　　不想再做农民

　　戴圻村，地处无锡市区东北部，从地图上看，向北跨一步就可到富甲一方的江阴市。

　　1942年，郭锦度出生在这个小村里。父母都是种地的，家里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

　　自己家没房子住，只能寄住在别人家，每搬一次家，郭锦度都会遭人嘲笑。“那时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大米，吃的是糠菜瓜，穿的是破拉拉，补丁上面缝补丁。点灯靠老爷，点火向人借。”他随口就说出这么一长串。

　　郭家因为没钱买火柴，灯很少亮。逢年过节，郭家老太爷会跑到村口的庙里，向观音菩萨像前的蜡烛借个火。

　　也是因为家里穷，郭锦度初小毕业后就当起了放牛娃。放牛所得还是无法让全家人填饱肚子，身为长子，他想赚更多的钱，补贴家用。与牛群相伴六年后，改变命运的契机来了。

　　1958年，郭锦度17岁。此时，大跃进运动正如火如荼，大批新兴工厂开张，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张罗着办工业企业。

　　郭锦度的表哥在县城当铸铁工，身边缺帮手，便把他带到工厂里当学徒工。半年后，增产中的堰桥电机厂急缺铸铁工人，郭锦度刚好补了缺，成了一名正式工人。

　　自此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变，由贫农变身人人羡慕的技术工人。

　　郭锦度的任务是铸造电动机的铁皮外壳。但不识几个大字的他却看不懂图纸，也不知如何按比例浇筑，更何况图纸上还有A、B、C、D等英文字母。

　　郭锦度发誓要牢牢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他开始自学，向人借语文书读字、借算术书学演算，还抄写英文字母。

　　不到一年，他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每个月有了28元的固定收入。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终于可以担起重担---补贴家用。

　　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长江洪水冲毁了华东地区的农田，急于上马的工业企业也开始陷入困境，重复建设导致大量同类型企业亏损。堰桥电机厂缩减人员，郭锦度“下岗了”。这也促使他终于走进了济南的军营，并在这里延续了读书梦。

　　1967年，家里人开始张罗郭锦度的婚事。隔了一年，经姑姑的介绍，郭锦度结了婚成了家。“摆了一桌酒，我老伴儿当时也没什么嫁妆，只身一人来到我家”。

　　退伍后，郭锦度回到戴圻村，但他绝不想再做农民。在一位同乡帮助下，他进入了无锡县农具厂，一身的手艺让他刚进厂就当了官---车间主任。

　　他的工资是每天一块四毛钱，比户口在城里的工人工资低，但在当时一个月30元左右的收入也算挺宽裕了。可令他郁闷的是，这些钱大部分要上交给生产队，因为他的户口仍在农村，他还是生产队的人。

　　生产队按人头发口粮，每人每年发大米540斤。口粮有郭锦度的份儿，但他却不在队里干活，这可不行。郭锦度得每天向生产队上缴一块两毛钱，相当于买两个工分，“年终时生产队再按每天一到两个工分给我发钱，大约两百多块。我妻子一年能得不到两百个工分，一个工分合五毛钱，一年也就能赚不足一百块钱。再加上在工厂我每天赚的两毛钱，一年下来，全家收入有四百多块，勉强够维持生活”。

　　郭锦度一家四口一年能分大米2160斤，但这远不够吃，还得到粮站买大米，当时一斤大米一毛四。

　　精通业务的郭锦度很快又升迁了，当上了厂里的党委委员，工资也涨到了每天一块八毛钱。他所在的农具厂也改了名---无锡县钢铁厂，并且名副其实地由专打镰刀转向生产轧钢，还行销海外。

　　郭锦度家的日子也跟着蒸蒸日上，他坚持让一双儿女到戴圻小学读书。孩子们几乎没下过田。那时向生产队缴的工分钱依旧一点不能少，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吃穿就要差一些，喝稀饭的日子比较多，清汤寡水拌着地瓜干、萝卜干下咽。

　　郭锦度不希望儿女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进城市当工人才能过上好日子。那时他没想到，下一代人还有更多的可能。

　　你坐这个位子就要保证票子

　　1978年12月，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十五个字，郭锦度是一口气说下来的。这句话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包括郭锦度。

　　无锡县委组织部找到无锡县钢铁厂，希望寻找有一线工作经验、又有经济建设热忱的人才。钢铁厂推荐了在工人中颇有声望的郭锦度。

　　1981年，郭锦度获任无锡县堰桥乡副乡长，主管工业，同时兼任乡工业公司总经理。这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早在12年前就组建了，下面管着不少乡镇企业。

　　“这里的农民都不肯守着土地过穷日子，不办工业，农民没法富起来。”郭锦度说，“无锡自古就有着趋利的风气。”

　　史记载泰伯不肯屈于王而奔吴，吴地便是今日无锡。泰伯率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使得农田肥沃，交通便捷，百姓栽桑养蚕，“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唐宋时，太湖周围的卑湿之地被改造成了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太湖之滨稻垛成堆。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无锡逐渐形成了全国有名的米市和布码头，“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甲午战争后，有识之士主张“实业救国”。1900年，荣氏家族便从这里起步。1956年，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春雷造船厂在此生根，随后乡企之火便延绵不断。

　　1982年秋，堰桥乡阴雨绵绵，成片稻谷浸泡在水中。17个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大队队员急着抢收，而另外两个未推行分田到户的大队却出现了稻谷烂在田里的情况。“这就是承包责任制的威力。”郭锦度说。

　　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堰桥乡党委书记倪品良把郭锦度叫到了自己屋里。那时候干部们都住在公社大院，郭锦度经常忙得连周末回一趟戴圻老家都不能保证。

　　倪品良问：“乡镇企业得上利润啊，我看能不能也搞搞承包制，你回去想想看。”郭锦度的回答是：“我觉得可以。”这次简短的谈话促成了一场大改革。

　　郭锦度想应该先找个小厂试验。当时堰桥乡的乡镇企业基本上是“大呼隆”的经营方式，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亏损也是常情。乡镇企业的领导也多为“照顾性就业”。一些社队老干部，没力气下农田了，就安排到乡镇企业。

　　一个亏损额达5.74万元的服装厂进入了郭锦度的视线，“服装厂换了三任领导都是外行，这回一定得选个内行来承包。”

　　郭锦度开始找厂里职工轮流谈话，了解他们的意见，并最终确定了3名候选人，乡党委商议决定由职工大会投票选出厂长。

　　一周后，职工大会在厂房里召开，原厂长不愿意承包，当场被宣布免职。其他3位候选人上台发表“竞选演说”，其中一位叫杨汉斌的裁缝许诺“工人一个不减，上缴社队的钱一分不少，工资还要提高30%”。

　　他的承诺赢得了全厂49名工人的信任，最终全票当选。郭锦度告诉他，“你坐这个位子就要保证票子，票子保证不了你就得让位子”。

　　12月1日，全厂盘点库存，2日新厂长上任就宣布生产车间采取定额计件制管理，每个工人每天要做7件衣服，超额完成有奖。

　　非议接踵而至。有群众写信到无锡县，状告堰桥乡用人不当。

　　每一天，郭锦度都要到服装厂看看，“一定要保证效益，大家都期盼着25日做结算的那一天”。

　　25日一早，郭锦度就带着乡里的会计来到服装厂。经过核算，49名工人出勤24天，完成产值15722元，实现利润490元，工人每天得工资2.10元，比原来多了1块钱。

　　这个结果增强了郭锦度的信心，下一步他要在大一点的厂里做试验。

　　一年估计接待了20万参观者

　　目标锁定无锡县橡胶厂。这回郭锦度不再一一劝说职工搞改革。他把服装厂的账本摊了出来。橡胶厂职工全部同意进行承包改革，并选出了两位承包厂长。一个月后，结账结果再一次让人惊喜。

　　每晚回到宿舍，郭锦度都召集其他干部来听他汇报企业当日的生产情况。乡党委决定自1983年3月起乡办18个厂同时开展承包责任制改革。

　　不久，无锡县召开干部会议，一些领导公开指责堰桥乡“走资本主义道路”、“培养大地主”。有下岗厂长还把抗议信写给了无锡县委书记。堰桥乡党委一度也想打退堂鼓。

　　但县委领导一直支持这项改革。郭锦度记得，时任县委书记温耀邦对他说：“那些群众来信都放一放，让历史来作公正的评价。”

　　有了“尚方宝剑”，改革在堰桥继续着。1984年，堰桥跻身亿元乡队列，江苏省委省政府为此奖励了一辆上海牌轿车。

　　同年，无锡市委副书记郁谦到堰桥调研，他将堰桥的改革总结为“一包三改”。

　　“一包”就是实行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经济承包制，承包者承担企业全部责任，在完成利润上缴指标后，其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如完不成任务，则与工人一样按比例扣除基本工资。

　　“三改”则是改企业干部由“任免制”为“聘用制”，完不成承包合同的，一律就地免职；改工人由“录用制”为“合同制”，不端“铁饭碗”；改“基本工资”为“浮动工资”，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的分配原则。

　　经过理论化包装，这个好记又顺口的改革名词传遍了中国。1984年春天，《人民日报》头版以堰桥的乡镇企业改革为题刊发通讯，并配发短评称，要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

　　这篇报道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朝拜者”。

　　郭锦度感叹，1984年整整一年没怎么在家吃过饭，每天都在陪客人。每位来客要交50元接待费，因此当年乡里还赚了一笔。

　　由于参观考察者太多，清早就要预约接待。考察人数最多的一天，在堰桥影剧院招待所开了70多桌。那一年估计接待了20万人。

　　刚到乡政府上任时，郭锦度的工资是每月54元，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涨到了近千元。经济宽裕了，郭锦度想赶快盖个房子，把妻子孩子也接到堰桥乡来。

　　1988年，郭锦度把戴圻村老家的房子卖了，在堰桥河岸边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

　　楼上楼下加起来共有7间房，每个楼层都有洗手间，装有浴缸和冲水马桶。小楼建成后，郭锦度将妻儿接了过来。妻子被安排到无锡县毛线厂做纺织女工，一个月有300多元的收入。

　　女儿郭美芬也被安排到了这个厂。初中毕业后，家里不宽裕，她没能继续读高中。这至今还是郭锦度的一件心事。

　　小姐姐两岁的郭晓庆到堰桥中学读了高中，毕业后他找了份文职工作，在供电厂管业务。

　　成家后，郭美芬和郭晓庆两家人仍住在这幢二层小楼里。

　　退休后自得其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无锡乡镇企业掀起了又一轮产权更替的变革。“厂子由个人买下来，归个人所有，企业发展也由个人说了算”。郭锦度不再是这轮改革的先锋，他是旁观者，“那时我已经退居二线了”。

　　1993年，郭美芬的女儿出生了。她常埋怨父亲重男轻女，自己如果读了高中，就能评上技术员，工资也能增加一百多。郭锦度解释，那时家里实在没钱了。或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他常给小外孙女买玩具。

　　新千年肇始，60岁的郭锦度正式退休。

　　不久后，郭美芬搬出了二层小楼，自己买了楼房。郭晓庆也紧随其后，在开发区买了房子，2000多一平米。“房子不算贵，儿媳自己开服装店，儿子一个月也有几千元的收入，买房时我们没给钱。”郭锦度的老伴儿说。

　　退休后，郭锦度的生活规律多了，“早上送刚四岁的孙子上幼儿园；八点半到十点半，是雷打不动的与老干部们喝茶聊天的时间；下午看看报纸，晚上就陪孙子玩。”

　　六年波澜不惊的日子过去了。

　　这段时间郭锦度突然又忙了起来，常往乡政府跑，接受各地记者的采访，“都是让我回忆一包三改，中央电视台记者还到我家里来了。”

　　如今，他家的二层小楼里添置了柜式空调、冰箱和地毯。

　　附近的一位乡绅赠送了一副对联给他，上联“千秋笔墨惊天地”，下联“万里云山入画图”。郭锦度总觉着，“一包三改”就藏在对联中---千秋笔墨，说的是这个改革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万里云山，不就是指堰桥登上亿元乡榜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