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滇池、校园和我们的家

　　昆明:

　　滇池、校园和我们的家

　　30年前，他因为在干校用试纸蒸出好馒头而欣喜,现在，却为如何让政府更多地采纳自己治理滇池的建议而奔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昆明报道

　　昆明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本部。

　　在化学化工学院的五层走了一圈，最后还是不得不给李康龄打了个电话。他说：“521教室。”按着门牌寻过去，才发现刚才曾路过这里，只不过满屋陈旧的设施和药瓶，使它看起来更像个仓库。“过去有三间屋子，扩招后学生多教室紧张，就剩下这一间了。”不过他似乎很满足这样的工作环境，“学校很照顾我们了。”

　　陆续有和李康龄年龄相仿的老人走进来。他们把从滇池里取来的水样装进试管，然后再投入各种化学试剂，反应的结果可以显示这些水样的质量和变化。

　　窗外的天空蔚蓝如洗，绵白的云絮懒懒地飘来游去,就好像时间从人的心底静静流过，只留下或阴或晴的记忆。

　　化学专家掌握了馒头的酸碱度

　　李康龄家的故事，要从1953年讲起。这一年，23岁的李康龄从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

　　年轻的李康龄几经辗转。他先到赴朝的铁道兵部队报到，然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读了研究生。这批人是按照院长兼政委刘伯承的要求召集在一起的，目的是应对那个纷乱年代的最大威胁：原子、化学特种战争。

　　1958年，李康龄来到了遥远的北京，进入一家防化兵研究院工作并且被派到苏联留学。1962年的暑假，32岁的李康龄回国探亲，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妻子王若碧的表嫂是李康龄的姐姐。40多年后说起来，她觉得那时李康龄的优秀吸引了自己，加之有亲戚关系，一切也就顺理成章。

　　王若碧是1957年从西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在四川工作两年后回到昆明。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除了分居两地——王若碧对那些年的记忆，就是昆明和北京之间连绵不断的“两地书”。

　　这大概是年轻时的李康龄和王若碧最觉辛苦的事情：即使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也不能保证。不过作为巨大系统中的两个“螺丝钉”，他们并不觉得生活上的困难能阻碍自己身处其中的宏大使命,直到“运动”高潮迭起。

　　“我在运动的时候受冲击不算太厉害。”李康龄说，留学苏联的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要被“关照”，不过又查不出所谓“间谍”、“特务”的证据，最后定性为“受影响比较深”。

　　不久，李康龄去了江西吉安的五七干校。在赣江边的一个食堂里，留苏化学家李康龄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分配我去食堂当厨师，上灶的那种。”李康龄现在说起来都很兴奋——他先解决了米里的沙子问题。

　　那时大米质量不好，混杂有很多沙粒。李康龄就设计了一个淘米机，利用比重不同，把糠壳浮在最上边，沙石沉到最下层，大米则留在了中间层。

　　后来，李康龄又用化学知识解决了馒头问题。“咱们南方人蒸不好馒头，要么碱大，要么碱小。”他让朋友寄来试纸，精确地掌握了馒头的酸碱度，大受欢迎。本来安排他在食堂呆3个月，结果后来就一直没离开。

　　繁重的体力劳动，治好了李康龄的失眠症，他说那时大家都觉得可能要一直扎根农村了。

　　罗霄山脉的冬天要比昆明冷得多，食堂里香喷喷的馒头却带来了意外的成就感。但欢喜过后，下放干部李康龄总有些怅然若失。

　　被“抢”到了云南师大

　　这个时候，在千里外的昆明，云南师大附中教师王若碧也有着自己的郁闷。

　　“那时的口号是要走出课堂。”王若碧记忆犹新，“可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找老工人讲资产阶级剥削，可是怎么可能都走出课堂呢？那还要学校干什么？”

　　后来干脆提出了“读书无用”，人民教师们也开始受到冲击。王若碧这下就更不理解了：读书无用，国家怎么建设呢？

　　困惑和愤懑中，辗转的书信便成了两个人的最大慰藉。寄出一封，就盼着对方的回音。

　　当然，失序的社会，偶然也会带来些惊喜。一直被别人管理改造的李康龄在1971年派往贵州“支左”，“一下子开始管别人了”。

　　李康龄的工作组属于中央系统派驻的，级别很高。最让他欣喜的是，与王若碧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书信邮寄的时间减少很多。

　　1974年，中央决定停止“支左”，军代表们有两个选择，回北京或家乡。李康龄选择了昆明。

　　算起来，李康龄其实是中国第一代防化兵科研人员。他在北京的同学和同事，至少也是大校，很多已经到了副军职。

　　不过李康龄并不后悔。漂泊了20年，他一定要回家，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44岁的李康龄，终于有时间陪女儿玩耍。

　　回到昆明，在军队系统又工作了10年，李康龄转业了。转业的过程让他感慨万千。经过70年代末的大变革，知识和人才引起了关注。他本想回到母校云南大学，不过最后被云南师大“抢”去了。“我的材料都到了云大，最后教育厅出面，说要我一定到师大。”

　　不过，李康龄说那个时候管理者们显然还不能深刻理解人才和知识的意义，“社会上都是这种情况，把人找过来的热情很高，但是如何用好人还是有些欠缺。对于他们来说，把人留下来、技术归队就行了。其实还差得远。”

　　但是，毕竟从这时起，李康龄和王若碧无论在生活还是事业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段落。

　　为了被染绿的滇池

　　王若碧说李康龄是“盘子外专家”。

　　研究了几年农药，李康龄觉得需要把自己的知识放在滇池治理上。

　　事情从1987年开始。有天李康龄去大观河，发现这条滇池的支流出现了污染，并且已经开始波及滇池北部的草海。“那时其他河还都是清的，”李康龄想了想说，从80年代到现在，昆明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不止10倍。如果从50年代算起，有20倍。

　　这年他布置给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就是大观河的污染情况。

　　李康龄还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市环保局。环保局局长也很发愁：处理不了这么大水量。他建议李康龄去污水处理厂帮忙

　　1989年，昆明第一污水厂开始建设，是为治理滇池的开始。

　　1994年，滇池的主体部分外海因为蓝藻的扩张而变绿。那年春天，李康龄和同伴按惯例去滇池取样考察，结果目睹滇池的巨变，老教授们都说不出话来。

　　21年间，李康龄和他的老伙计们徒步、骑自行车走遍了滇池沿岸和29条入滇河流，不断刷新着民间监测滇池的纪录。

　　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奔波辛苦不算什么，最让他们挂心的还是治理滇池的建议和方案。

　　这是不同于目前主流认识的治理方案。李康龄等人认为，可以用化学方法对入滇的污水和滇池水进行处理，并且充分利用其自降解和自净化过程。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投资几亿元的工程足以解决滇池的污染问题。李康龄等人还据此对之前治理滇池的许多方法提出了质疑，比如开通西园隧道排污等。

　　2001年，李康龄发表了这一成果，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相关部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结果一位负责人说，目前的治理方案是经过省市领导决定的、经过人大通过的⋯⋯某些方法是将治理滇池简单化⋯⋯

　　李康龄不服气：可以用科学来反驳我，但是谁决定的并不代表能否成功治理滇池。

　　2007年，云南省政府公开向社会征求经济社会发展诤言。李康龄和同伴写了6万字、110页的《滇池治理的思路与建议诤言书》。

　　2008年4月，云南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给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与市长张祖林写信，推荐在滇池污染治理中采用诤言书的思路和建议。

　　王若碧说，其实李康龄出了治理滇池的论文和书后，相关部门和专家都曾来要过。而昆明市近期采取的禁止在滇池流域养殖牲畜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入滇池河道周边城中村整治等措施，都可以在诤言书中找到相似内容。

　　父母的心里很干净

　　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王若碧很少像其他人那样谈到物质生活的巨变。她说得很简单，我们就跟着国家进步。

　　老两口住在云南师大的家属楼里，屋子很小。曾经有机会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觉得离学校太远。

　　大学教师李康龄和中学教师王若碧着实影响了自己的女儿，“她小时就喜欢拿个黑板给小朋友们上课。”

　　女儿李晓晖生于1968年。考大学时，王若碧对她说，改个专业好不好？李晓晖说，就是要当老师。

　　她说，父母的心里很干净，这个别人比不了。

　　李康龄不管家事。觉得自己衣服破旧了不好上讲台，就对王若碧说，去给我买件衣服吧。

　　尽管记者再三“诱导”，王若碧也说不出第一次买电视这种故事。她说来说去，都是教师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王若碧讲，1978年后教师真是有了地位了，不过后来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好多人创收去了。她叹了口气说，过去中央还有领导说老师也要创收，这怎么能做好本职工作？

　　只有一件事让老人印象很深：李康龄受邀请去参加了一个会，发了言，拿了钱，500元。回到家他跟老伴说，就这么一个会还给了500元，真是和过去没法比。

　　当年李康龄申请了3万元课题经费在学校的池塘里搞污水处理。最后做成果总结，想给每个出席的专家50元交通费，结果大家说李老师太辛苦了，还是不要这钱了。

　　现在在云南省旅游高级职业中学当教师的李晓晖，有着和父母不同的想法。比如她觉得，父亲完全可以用手上的技术办个公司，赚钱是肯定的，何必做费力不讨好的研究。

　　不久前，滇池管理局给李康龄回信，“说这个治理思路与目前市领导的想法很相近，希望我多发挥作用。”现在，李康龄最大的愿望是见见书记和市长，当面陈说他的治滇之策，“只有我自己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