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蜀芹：《围城》外的传薪人

　　黄蜀芹：

　　《围城》外的传薪人

　　20世纪80年代初，黄蜀芹在延安拍《童年的朋友》，在一个很小的书店里看到两本《围城》，都买了下来。天气不好不能出外景的时候，就在黄河边的小屋子里，靠在小土炕上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邓若楠｜上海报道

　　“我们这一茬人，50年代受理想主义教育，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你死我活’，承受着与理想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现实；到了80年代的好时光，已是不惑之年；90年代，不管是否认账，电影的商业属性已经大摇大摆地，巨人般立在你面前⋯⋯”黄蜀芹曾在一本关于她的研究文集扉页上写道。

　　日前，这位年届70的女导演在上海市区西南的一个公寓内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

　　“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能拍出一部电影”

　　“谢晋教了我很多，我给他做了两部戏的副导演，两年多，后来我们一直说这等于硕士毕业了”

　　戏剧大师黄佐临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长女未来能成为电影导演。

　　黄家的家风开放而民主。黄蜀芹回忆，平时父母在剧场演出，他们几个小孩也常常“跟”在后台做功课，做完功课就去侧台看戏，觉得“舞台简直是个奇妙的仙境”。

　　“1957年中学毕业，突然特别想考电影学院，想当导演，说不清什么理由，也许是对苏联电影入迷？”

　　但195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却不招生，“我主动要求下乡，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在乡下劳动了两年，1959年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作为“黑线人物子女”，她没能逃脱席天卷地的“文化大革命”。毕业不久的黄蜀芹开始受难。“我先是被审查两年，后来去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我是最后一批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只剩白杨和我两个女的。”

　　“文革”终于结束了，喜悦之余，黄蜀芹“心里很着急，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能拍出一部电影。当时想只要有机会，上刀山下火海都要去的 ”。

　　1979年，谢晋筹拍《啊，摇篮》，需要两个副导演，指名要了黄蜀芹。“他一直觉得我们这批人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不能再拖了。他跟我父亲有过一段师生情，他是想帮我。”

　　黄蜀芹在《啊，摇篮》的副导演工作，只是管理好剧中的驴子，到第二部给谢晋做副导演的影片《天云山传奇》时，她开始执笔整理导演台本了。

　　“谢晋教了我很多，我给他做了两部戏的副导演，两年多，后来我们一直说这等于硕士毕业了。”

　　《青春万岁》和《人·鬼·情》

　　“人与鬼、男与女、阴与阳，涵盖了很多东西。当时还没有那样明确的意识要做一部女性电影，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找的东西。”

　　十年“文革”，黄蜀芹和父母都历经沧桑。但令人惊讶的是，当黄蜀芹1980年前后开始独立导片，前三部电影作品竟是《当代人》、《青春万岁》和《童年的朋友》。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小说，1979年谢晋导演推荐我看这本书，我非常喜欢，说的是50年代初期女中学生们的纯真生活。”黄蜀芹说，“但那时文艺的主流是反思，是拨乱反正,是伤痕文学。”

　　这部影片的研讨会上，在座的几乎都是北影校友，《青春万岁》受到猛批。

　　“他们不理解现在为何还要去表现他们所谓‘左’的东西。我本来就不善言辞，闷在当场，心都凉了。结果王蒙拍案而起，说，我们就是‘左’。‘左’就是灵魂！”她笑着回忆当年情景。

　　事后，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真挚地爱过；70年代，我们也真心地悔恨过；到了80年代呢？我忽然想是从跌倒的地上重新站起来，⋯⋯对过去信仰的，今天仍感到它的魅力。”

　　1987年，经过四部电影的探索后，黄蜀芹想拍一部“能代表自己”的作品。

　　“一次我偶然看到蒋子龙的一篇报告文学，写一个河北梆子剧团的女演员裴艳玲，在舞台上演丑鬼钟馗。我一下就‘吃’进去了。”她说，“人与鬼、男与女、阴与阳，涵盖了很多东西。当时还没有那样明确的意识要做一部女性电影，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找的东西。”

　　黄蜀芹独身一人找到河北梆子剧团，跟着他们沿着铁路线巡演。晚上在台下当观众看剧团演出，白天在炕上当听众听裴艳玲讲她的故事。

　　于是，表现“一个拒绝并试图逃脱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因扮演男人而成功，却终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戴锦华语）”的电影《人·鬼·情》展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观众面前，影片在1989年法国第11届国际妇女电影节上连映四场，获“公众大奖”。迄今为止，中国影评界一直将《人·鬼·情》视作中国最具女性意识的电影。

　　但黄蜀芹当时却不敢邀请父亲黄佐临看这部电影。

　　“之前我拍的《超国界行动》他不满意，这部片子我也不敢让他来看。结果老爷子主动去上影厂要看片。看片室里很多人陪着他，我不敢坐在他边上。影片结束后，老爷子什么都没说，走过来拥抱了我。”

　　荧屏绝唱：《围城》

　　“听说我想拍《围城》，钱钟书先生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是我们沾光了。’”

　　20世纪80年代初，黄蜀芹在延安拍《童年的朋友》，在一个很小的书店里看到两本《围城》，都买了下来。天气不好不能出外景的时候，就在黄河边的小屋子里，靠在小土炕上读。

　　“读完后我打长途电话给编剧孙雄飞，说很想拍《围城》。”

　　钱钟书先生此前曾言“拙作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拍《围城》，必先拜访钱钟书夫妇。

　　“（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我父亲就与钱钟书夫妇相识，他们都是英国留学生。小时候，父亲有时骑车带我去辣菲德路（现复兴中路）剧场看戏，回来时会经过钱钟书夫妇在上海的住所，他们有时就在门口生煤球炉子，父亲看见他们总是停下来说会话。”

　　40多年后，当年的小女孩想拍《围城》，但还是“不大敢招惹这二位名扬中外的大学者”。

　　“我心里很慌，怕去了被赶出来，先请父亲帮我写了一封信。”

　　走进钱家，信还没有拿出来，钱钟书夫妇的热情已经让黄蜀芹踏实下来。

　　“听说我想拍《围城》，钱钟书先生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是我们沾光了。’直到谈完了我才把父亲的信拿出来。他们主要是很念旧，我想。”

　　钱钟书夫妇的支持，让黄蜀芹“心态特别放松”地投入创作。

　　“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创作《围城》时‘痴气十足’。拍摄前，我给演员们一人一本原著，告诉他们这次不搞分析剧本，不要拘谨，要感性的、放松的、直觉性地去表演。大家都是在嘻嘻哈哈的轻松状态下拍。”黄蜀芹回忆。

　　电视剧拍完了，黄蜀芹因腿伤去做手术，没有陪钱钟书夫妇看片，“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后来他们夫妇专门给我写了几封信。”

　　钱钟书在信中说：“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1990年，一直关注《围城》拍摄的胡乔木看过片子后给黄蜀芹去信：“电视片的导演和表演都很出色，演员选择很理想，主要演员尤好。今日把原著找出前后翻读了若干段，深感这部电视片确把书中的重要人物演活了。”

　　如今，黄蜀芹在到处摆放着父亲和家人老照片的家里，偶尔弹弹钢琴，看看书，过一种“老式”的生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作为“第四代导演”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