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哪里去了？

　　文学现状：进步还是走向边缘化？

　　实际上，文学刊物市场惨淡早已司空见惯。一次大型书市期间，《北京文学》名誉社长章德宁曾在闹市街头进行了一次有关文学期刊的随机调查，结果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文学期刊，而少数表示阅读文学期刊的人，其中大约90%报出的刊名却是《读者》和《青年文摘》等综合性通俗刊物。

　　这个结果让章德宁感到悲凉，她说：“现在就连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也越来越成为只有评选机构和获奖者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文学发展的常态，也有人认为文学终将消亡。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与此同时，从写作量的角度考察，却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据章德宁说，目前全国文学类期刊达到800余种。除了正式的文学出版物以外，网络化写作和阅读也是方兴未艾。那么，文学界为什么有“边缘化”的感觉呢？

　　章德宁举了她亲身体验的一个例子。她曾去一个营业面积巨大的卖场参观，在最偏僻的角落找到书刊的销售区域，然而那也是有几百个摊位的不小区域。可是在里面经销文学期刊的却是寥寥无几。“这很有象征性。”她说，“在人们当下的需求中，文化需求尽管不小，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文学在其中的比重更低。”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认为，当下这个时代面临着市场化挑战，市场化代表着极度商品化、娱乐化和多元化，多元化的背后又是极端个性化，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带来写作方式的变化，由此带来市场分化。原来由有限的文学出版来划分的市场一下子被无数主体抢占，因而文学感觉上趋于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面临抉择：应该关起门变成精英的小圈子，还是继承现实主义传统，适应时代的发展？

　　刚刚获得首届中国批评家奖的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则从理论的角度对“文学边缘化”进行了解读。他说：“30年来，文学由大合唱到独唱再到哼唱，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与时代疏离，但是这也越来越符合时代的精神以及文学的本义。文学不再能充当民族狂欢的工具，这反而使它能够回归本真。”

　　忧虑：文学照不进现实？

　　毋庸置疑，文学杂志借发表版面收费不光彩，即使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可是人们对这件事的忧虑不止于此，一位网友的评论很具代表性，他说：“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哪里去了？报告文学是文学最直接关注现实的力量，2008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大事，我们有那么多专职作家，为什么没有创作出足够多、足够好、足够吸引读者的作品，以至于杂志需要靠"卖版面"为生？这不止是《报告文学》杂志的耻辱，更是文学界的耻辱。”

　　对于这样的说法，作家们并不认同。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范小青对记者说：“无论作家个体还是作协组织，始终都在紧密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三四天后，江苏省作协就编辑了一本本省作家哀悼死难者的诗集；江苏省作协先后组织两批作家赶赴灾区，采写了大量关于抗震救灾的报告文学，结成一本名为《大爱薄云天》的集子，在社会上也颇受好评；一些作家虽然没有直接去四川，但在媒体的专栏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地震的稿件。因此，她认为批评作家躲在象牙塔里写作，缺乏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不公平的。

　　但同时范小青也承认，以影响力而论，不仅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迅速衰落，整个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在减小。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种文体本身就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在媒体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曾经十分重要，红极一时。但是在当下这样媒介极其发达，人们可以毫不费力获取巨量信息的时代，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已经风光不再。

　　作家莫言则认为，未必对现实“跟踪性”的写法才是关注现实。他说：“我觉得文学未必要同步反映现实。有很多事件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大家才会认识得更清楚一点。好的作家有可能在对现实的描述中也暗合了未来的发展。”

　　作家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仅始终未变，还因为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在加强：很明显，把握住这样一个时代的脉搏，就有希望写出可传诸后世的作品。

　　困惑：文学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

　　然而越是这样的时代，其脉搏越是难以把握。作家莫言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文学前沿，笔耕不辍，更不断获奖，但他也对这个时代感到迷惑：“变革的时代众声喧哗，令人眩晕。作家随便找一个角度想诠释这个时代，马上会有成百上千的反例把你淹没。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时代的把握跟所有人一样，不能够高出半分。”

　　作为批评家，陈思和也指出目前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文学一直在关注现实，但明显缺乏自信。他说：“30年前，尽管我们对时代把握不清，但自己觉得很清楚，作品斩钉截铁；而现在，正因为思考越来越深入，所以创作者对时代的把握反而越来越难。近期的优秀作品中，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叙事者都是傻瓜一类角色，关键就是作者对时代的把握不自信。作家不自信，批评家也同样不自信。”

　　鲁迅纪念馆馆长、批评家孙郁指出：“对时代难以把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鲁迅、周作人在他们的时代都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通过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对比研究来寻找答案的。文学既要"左顾右盼"也要"向后看"。”

　　而莫言则说：“世事会变，时代会变，人性不会变。作家和批评家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性，把握人性。只有写出符合人性的作品，才能谈得上反映时代。也唯其如此，才能传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记者　姜帆　于新超）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