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乡鸿沟”正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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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明第一次走进农家书屋是2008年11月20日下午，那是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水镇大路村农家书屋开张的第一天。刚从县上拉来的图书正在上架，闻讯而来的村民围在书架前。王永明抽出一本《养猪与猪病防治手册》，成为这家书屋的第一个借阅者。这本416页的书，他用3天时间看完了。

　　“光养猪的书就有这么多，不知道看哪本才好，就一本接一本地看吧。”王永明攥着新借的《现代实用养猪技术》，笑着说。

　　大路村农家书屋是2008年甘肃省新建的4000个农家书屋之一。自2005年率先在全国试点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以来，至今，甘肃省共建成农家书屋4600个，覆盖全省14个市州82个县区的1094个乡镇。

　　“农家书屋工程对于解决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这样说。

　　三代人的读书记忆

　　12月6日中午，榆中县金崖镇邴家湾村，书屋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戴浅蓝色毛线帽的小姑娘探进身来。“就是这个娃，”正和记者聊天的书屋管理员周玉中说，“学习好，刻苦，看书看得认真。”

　　小姑娘叫王雅琪，小学三年级。她径直走到摆放儿童文学的书架前，蹲下身，抽出一本书角已经卷起并发黑的粉色封面图书——《特别111＋1个中国本土童话》，“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她告诉记者。

　　中午，阳光还是照不进这间4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拥有14个书架、4900册图书的农家书屋里，铁炉发出阵阵暖意。就在王雅琪走进书屋前，两个女孩刚办完借书手续离开，两个男孩则一直在窗外探头探脑，看见屋里坐着生人，一闪身就不见了。

　　王雅琪在木桌前坐下，故事书摊开，两只手肘规规矩矩地架在桌子上。“她经常在这里一看就是一下午。”

　　“没有书屋的时候，妈妈从外地买书回来。”王雅琪说。

　　邴家湾距离兰州市区有40分钟的车程。一位叫冒雪雯的小姑娘说，以前，他们只能去兰州买书，每个月一次。

　　2005年，为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在全国率先试点并启动实施农家书屋工程，邴家湾书屋就是第二批试点中的一个。这比农家书屋工程在全国铺开提前了一年。

　　夏天的晚上，是邴家湾书屋最热闹的时候。“学生娃爱看学习方面的书，老人喜欢看古书。”59岁的周玉中说。截至2008年底，这样的农家书屋在甘肃省共建成4600个。

　　据这里的文书郑极安介绍，邴家湾人均耕地0．15亩，因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外出务工，在家的农民又没事干。农家书屋的出现成为农民闲时的新去处，“在兰州打工的人回来，也到这里借书。在外边的时候，他们就打电话办"续借"。”周玉中说。

　　在郑极安看来，他们那时的读书环境和这一代青少年没法比。这位生在邴家湾、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年轻人回忆，在他小时候，学校没有经费买书，看书只能去镇上的文化站，“地方很小，很多书的思想都过时了，翻开书后面一看，标价还是几分钱的那种。”

　　而在定西市李家堡镇李家堡村史正常的回忆中，他们的读书经历则更“传奇”。这位55岁的书屋管理员告诉记者，小时候看书只能去镇上新华书店。一次，史正常兄弟姐妹8人到镇上新华书店时看中一本连环画，9分钱，但他们8人每人身上只有1分钱，凑起来还不够，最后，书店售货员帮忙补上这1分钱，他们才带着连环画回了家。“印象太深了。”史正常感叹。

　　现在，建在史正常家的农家书屋共有图书3200册。书屋刚开张时，他到村里的学校找校长宣传，“要告诉他们看书是免费的。”

　　这个2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挤掉了村里路边租书摊的生意——“租一天4毛钱，都是些色情和凶杀的书，错别字还特别多。”记者走进李家堡村农家书屋时，几个男生正排队办借书手续，他们怀里抱着的，是精装的SNOOPY画册和关于海豚的百科知识丛书。至少在这群孩子身上，阅读的“城乡鸿沟”正在填平。

　　人群涌进书屋

　　初中二年级的安潇潇说起话来两颊绯红，她声音虽小，却很清晰地描述了2005年12月27日,安坪村农家书屋“开张”时的情景。书送到那一天，“场面很大，大家都围着看，坡下也站满了人”，一些村民还以为这是私营的。那一天，住在书屋对面的安潇潇也跟着人群走进这间开在农户家里的农家书屋，这间小屋里的1183册图书见证了这个村3年来的变化。

　　建农家书屋的设想是在2005年7月，甘肃省新闻出版局调研图书基层发行网点的过程中产生的。深入基层后，出版局工作人员发现，农民有看书的需求，但书价太高买不起。一位老中医说，他遇到问题时，都是去镇上的新华书店翻书。

　　让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农户家里的大电视。“他们家很穷，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电视。当时我们很感慨，你看人家"村村通"工程做得多好，我们新闻出版能为农民做点什么呢？”但那户人家的孩子告诉袁爱华，电视平时是不能看的，因为费电，母亲只允许他在周六、日看一个少儿节目。

　　“这对我们是个启示。”袁爱华说，“虽然乡镇文化站也有书，但农民很少去，他们不可能做完农活，拿着铁锨牵着牛到乡政府去。如果我们能在农村办书屋，农民不用花钱、不用出村子，就能看书了。”

　　2005年，甘肃省在兰州、定西、天水三地15个行政村进行试点，启动农家书屋工程，安坪村的农家书屋就在这15个试点之中。

　　60岁的安应德刚被评为天水市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据他回忆，书屋刚开张那天，村里的乡亲还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他们还以为是卖书的。”村民们问他：“这是干啥的书？借的时候咋弄？要不要租金？”

　　安应德戴上眼镜，带记者到靠墙摆放的两排书架前，摸着书脊说：“农业科技类和学习辅导类是借得最好的，你看，这几本书的皮儿都看破了。《新三字经》和《智慧故事金典》，学生娃最爱看，争都争不上。”

　　2006至2007年，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试点逐渐铺开，包括邴家湾、李家堡在内的600个农家书屋落成。也是在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家书屋工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在榆中县冯家湾农家书屋，记者看到，一个名叫冯菲菲的小姑娘，96格的借书证在一年时间里已经全填满了。这里的书屋管理员金霞说，孩子们看起书来经常忘了时间。一天中午，金霞要回家做饭，正在书屋看书的初二年级学生冯俊霞对她说：“阿姨，你是不是要锁门啊？要不你把我反锁在里边吧。”

　　改变来自“精神家园”

　　至今，甘肃省天水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局长苏定武仍清晰地记得，2004年收到一封来自咀头村村民刘文杰的信。信中写道：我喜欢看书，但买不起书，希望局里能捐一点书到农村。

　　“我对书籍很有感情。”苏定武说，“上小学时赶上"文革"，那时村里谁有本好书，都是你两天、我三天借着看，经常还要用毛主席像章来交换。那些书拿到手里时，也都是前无封面后无封底了。”

　　苏定武将办公室书架上的书送给了这位村民。2005年，农家书屋工程的试点工作在天水市进行，刘文杰几次写信希望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他的愿望，已经随着农家书屋试点的铺开实现了。

　　改变不仅如此。

　　在读者登记簿上，安坪村农家书屋的第一个读者叫安自生。安自生的妻子很早去世，他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据村民安会芸回忆，以前，安自生喜欢打麻将，见了人也不太爱打招呼。现在，他喜欢看书了。借阅簿上显示，那一天，安自生借的是《资治通鉴》。

　　张余胜认为，农家书屋的建成和使用，在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促进乡风文明、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农民学知识、学科技的人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读书看报的“味”浓了，他们称农家书屋为“精神乐园”和增收致富的“参谋部”。

　　在书屋管理员史正常看来，书籍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农家书屋不像修房铺路。房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一本书却不可能立马改变什么，但在无形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12月17日，甘肃省2008年建成的4000个农家书屋正式挂牌。在大路村农家书屋里，村民王永明告诉记者，现在娃在兰州上学，寒假回家时，也要让他们到书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