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王忠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摄影 刘嵘/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98年第1期封面：中国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

　　他被称为“万颅之魂”，是中国神经外科的开创者之一；他也是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保持着该领域多项世界纪录；从医60年，他已数不清曾开过多少颅，从死神手里抢救回了多少生命；有人说，他是“华佗再世”，也有人说，他现在能治的病，大概当年华佗也治不了。他就是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1998年1月，他曾作为封面人物接受本刊的专访。那一年，他73岁。10年时间一晃而过。2008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是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本刊再次重访他，83岁的老人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办公室的白板上记着各种事务和日程安排。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他皱着眉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初冬，在北京天坛公园东南侧的天坛医院里，操着各种口音的病人、家属熙来攘往。其中92%以上的患者来自外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患各种脑神经外科疑难杂症的病人，都慕名到此求医。自1956年建院至今，这所医院见证了中国神经外科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如今，它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中心。它的筹建、发展和壮大，与王忠诚密不可分。而王忠诚之所以投身神经外科，缘于50多年前在朝鲜战场的特殊经历。

　　1925年，王忠诚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贫寒家庭，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目睹过旧社会的腐败，亲历过日本侵占时期的悲惨，他原本的理想是学工科，希望以此强国，但考虑到经济状况，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的医学院。

　　1949年，从北平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24岁的王忠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这太好了，终于有薪水了。”老人欢喜地回忆道。大学四年他靠着做家教、送煤球等，勉强撑了过来，冬天里穿的是好心的同学“借”给他的棉袄。两年后，作为业务骨干，他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边，在一片荒林雪野里，他们搭起土坯，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得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那时，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束手无策。

　　“觉得自己无能啊，很对不起他们。骨科、外科、内分泌科等我都能治，却治不了脑外伤。”回想起这段往事，王忠诚仍感痛心。当时，他就暗自立下誓言：“回国后，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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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吉林洮南合影，

　　王忠诚（三排右二）是其中一个医疗小组的组长。

王忠诚借助显微镜在进行脑部肿瘤切除手术。

　　“豁出去了！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有一次，没有头颅标本，他和同事们只好一起夜里去乱坟岗挖没有立碑的坟墓。取回头骨，自行清洗消毒，再对照着研究神经解剖图谱。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至今未能恢复。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

　　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该奖每四年颁发一次，用于鼓励在国际神经外科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医生。

王忠诚与同事们一起讨论病例。

　　“每个病例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1985年，他成功切除一例直径9厘米的巨大脑部动脉瘤，至今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直径最大的脑部动脉瘤。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随后，王忠诚又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脊髓内肿瘤进军。长期以来，这种病的治疗效果差，术后瘫痪多，往往“治不了聋又添哑”，国外几乎无人问津。王忠诚则创造了170例髓内肿瘤手术无一人死亡的奇迹。1995年，江苏省一个18岁男孩的脊髓内长了一个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的巨大肿瘤，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奋战了整十个小时，肿瘤被成功剥离。这是世界上迄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脊髓内肿瘤，被国外同行誉为“惊动世界的世纪之作”。“要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只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要多为病人着想，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病人。”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为医半个多世纪，救回了不计其数的原本已奄奄一息、半身不遂的病人。对此，他淡淡地说：“没什么，救死扶伤就是医生的天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今天，随着中国人口不断老龄化，因动脉硬化等引起的脑神经外科发病率日益增多，脑血管病已和心血管病、癌症一起并称为现代人的“三大死亡杀手”。为此，除不断钻研医学技术外，王忠诚还耗费了大量心力推进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完善。几十年来，在王忠诚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创办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并组建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以北京天坛医院和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中国神经外科学院，尽可能地大量培养神经外科人才。近几年，还成立了“王忠诚优秀医学人才奖励基金”，用于支援偏远地区的神科外科建设。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已放下了手术刀，但王忠诚仍每天“朝十晚四”地按时上下班，参与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断。他说：“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当医生真正是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抓紧晚年的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人民画报记者/李舒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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