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余震”怕“手机震”
四川地震灾区基层干部心理问题调查
本报记者 闵捷 通讯员 白皓
在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的自杀身亡，引起社会对灾区干部心理问题的关注。有关心理学专家介绍，受灾的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大灾之后的半年，是受灾幸存者的心理极限。
就在董玉飞自杀后的第21天，地震重灾区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因过度劳累去世，年仅45岁。这一事件提醒人们，灾区干部的生理问题也不能忽视。
记者近日再次走访四川重灾区，发现在极端个案的背后，是许多基层干部震后持续半年的不间断工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一瞬间真想把手机砸了！”
老严（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一名科级干部。茂县距震中汶川仅42公里，地震后，这里成了重灾区。
地震当天，老严和同事们一样，从楼房里连滚带爬地逃出来，所幸没有被掉落的砖头砸中。“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地震。”老严说，“跑出来后，我跟同事说我们都成灾民了，恐怕要去逃难了。”
老严的“灾民”身份只持续了几个小时。随着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迅速成立，全县各级干部全部投入抗震救灾中，老严开始奔波于全县的每一个角落，逃难成了他嘴边的一个笑话。
从2008年5月12日晚起，老严和所有干部一样，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划出了“灾民”的圈子，直到10月30日，连续171天没有休息。
老严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71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村、427个村民小组，最远的一个村民小组需要驱车两个小时，再加上3个小时的步行。
“前两个月基本都是应急状态，每天精神十足，两个月以后，开始感觉到伤心、疲劳了。”震后两个月，老严开始有时间挂念亲人。老严说，那时每天在外都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儿子，一有空就禁不住思念几年前逝去的妻子。
2008年10月31日，是羌族的羌历新年，为了缓解工作压力，茂县决定各族干部统一放假5天。
老严打算好好地睡上一天，再陪老人孩子吃一顿团圆饭。可10月31日早晨，随着手机发出一阵震动声，老严的美梦被惊醒了。
“一听到手机震了，我就知道肯定又有什么事，那一瞬间真想把手机砸了！”老严告诉记者。
那天，老严的任务是协助一批专家，对全县地质灾害点进行排查。整整一天的奔波，让老严好好睡一觉的愿望泡了汤。那一天里，老严几乎每半个小时接一次电话。震后的第1天假期，依然在奔波中度过。
“太多的细节需要协调，就算在家休息，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也让人没法清静。”老严一脸疲惫地说。和记者谈话的将近1个小时里，老严的手机响了7次，在第7次挂断电话后，老严紧紧盯着自己的手机，苦笑了一下。
他打趣说，现在余震来了基本不会往外跑，但是手机震了，那十有八九要往外面跑——要出门办事了，所以手机震动可比余震可怕啊。
即便如此，在171天中，老严从没关过手机。“可不敢关手机噢，大大小小的事那么多，老百姓都在等着我们，哪个干部敢关机噢。”说到关机，老严立马表示了否定。
成家的干部比光棍更孤独
2008年11月3日，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的心理学专家格桑泽仁教授，在对茂县干部群体的心理调适中，抛出了一个问题——你在忙什么？
老严说，就是在忙，各种繁杂的事务和会议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就是下乡。
和老严一样，县卫生系统工作的干部小季，也是在下乡、开会、处理杂事中度过了171天。在国内奶制品安全问题最严重的日子里，小季跑了全县19个乡，把乡里每户有婴幼儿的人家走了个遍。
小季每天早出晚归，妻子小雨通常是在睡醒一觉后，看着小季走进家门；年幼的儿子每天晚上睡觉时，小季还没回家，早上醒来时，小季已经走出了家门。
“我儿子已经好长时间没和我说话了，我很愧疚。”小季翻出手机上孩子的照片，仔细地看着。
在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的讨论会上，一位心理学老师曾提出“灾区干部的心中，孤独感会不会很强烈”的命题。
老严说，自己并不孤独，“妻子几年前去世了，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每天和同事们一起工作十几个小时，反而充实，不感到孤独了”。
小季则说，自己和家人都感到很孤独，“正常的生活全被打乱了，在连续高负荷运转下，在家的时间很少，家里感觉少了一个人，我感觉丢掉了一个家”。
老严告诉记者，他和小季之间的这种心理差别在灾区很普遍。单身的干部牵挂少一些，就不会感到太孤独，而成了家的特别是结婚时间不长的干部，长时间工作下来，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
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万群老师认为，孤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去化解，灾区干部由于工作强度大，可能会缺乏化解的途径，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老严通过工作来化解孤独方式，只是暂时把这种情绪压抑下去，但情绪没有得到适当的宣泄，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将来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问题。
就算强制休假也不敢真正放松
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后一个月，四川省委组织部2008年11月初下发了《关于抓紧做好关心爱护灾区干部工作的通知》，要求2008年年底前，强制轮流安排灾区干部休假。同时，适当将重灾区的部分干部轮换到非重灾区工作，并安排心理学专家对基层干部进行心理调适。
然而，这一政策在实际中很难执行，许多干部因为各种事务缠身，实在脱不开身，休假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小季就是个例子，由于灾后重建遇到的公务比灾前翻了几倍，小季只有用增加工作时间的方法，完成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人来帮我，那休假几天后堆起来的工作任务，肯定没办法完成，这样的话我宁愿不休假。”小季说。
对于强制休假的措施，小季认为来得有些晚了，如果早点意识到基层干部身心问题的严重，北川、平武出现的干部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对于现在出台的休假措施，小季说，要看具体怎么落实，如果没有工作量上的实质改变，就算强制休假也不能真正放松。
老严则认为，依据他在工作中的经验，确定每周的最低休息时间，实行弹性休假制度比较可行。
“长时间连续工作会效率下降，难免有磨洋工的时候，自己最了解自己工作的进展，不如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休息，只要工作不落下就行了。”老严表示这样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休息。
专业测评：灾区干部心理问题明显
2008年11月初，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师们，编制了一份简短的人口学问卷，问卷连同SCL－90症状自评量表（目前使用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随机发放给70位灾区干部。
调查发现，23.7％的干部有亲友伤亡，85.1％的干部有财产损失。工作量比震前大的干部占总数的78.7％，感觉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有冲突的占70.3％，认为自己需要心理帮助的占61.1％，其中表示自己非常需要心理帮助的占8．3％。
SCL－90症状自评量表结果显示，灾区干部在躯体化、抑郁、强迫、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方面显著高于正常值，灾区干部的心理问题明显。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卢勤告诉记者，一位灾区干部曾经向她诉说自己经常失眠、头痛，有种要崩溃的感觉，但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想到还有那么多百姓，自己就不愿意休息了。
对于SCL－90症状自评量表的结果，卢勤表示，敌对、偏执、强迫等因子偏高，是由于工作繁重，加上受灾后无法发泄情绪而带来的愤怒；躯体化、抑郁等则源于丧失亲人、家园却没能充分地表达哀伤。
“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干部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必然受到威胁。”卢勤说。
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仁孜泽仁告诉记者，该学院教授、学生自2008年11月12日起，在汶川县建立“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工作站”。据工作站师生了解，目前汶川县的许多干部家庭一分为三，孩子在外地复课，夫妻二人各自下乡挂职，家庭成员聚少离多，加上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很多干部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工作站的师生还注意到，灾区干部基本都能感觉到自己需要心灵上的帮助，也非常希望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和社工队伍长期扎根灾区。仁孜泽仁表示，西南民族大学的心理调适队伍，将至少在灾区连续工作两个月。
目前，4支四川省内高校的心理学专家队伍，已经进驻重灾区，他们将连续工作60天,对灾区干部、群众进行心理调适。卢勤表示，专业的队伍长期在灾区开展工作，有助于心理调适取得理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