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中国创造”--破解中国核电谜局

　　结 语

    最近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再次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转变和升级需要技术能力的成长——这是提倡“自主创新”的信念来源。

如果“扩大内需”的举措不过是诸如购买外国设备来建核电站，却继续把本国核动力工业的发展排除在核电建设之外，那么这种举措最终也不过是又一个泡沫。因此，中国必须拥有技术能力应该是中国技术政策不可动摇的信念。不错，中国仍然需要技术学习，仍然需要吸收外部世界的知识，甚至在某些领域还需要继续购买外国的产品作为学习的榜样，但在战略性思维下，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培育中国技术能力和工业竞争力而采用的手段。在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手段从来是动态的，战略目标则要始终如一，就是通过持续培育自己的能力来实现自我发展。正如本文所讲的核电故事告诉我们的，中国既有需要向外国学习的地方，也有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机会，问题的本质无可置疑——同时兼顾核电需求和核动力工业发展的自主路线，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选择。

    尽管道理如此清晰，证据又如此确凿，中国核电是否真的能够转向自主路线，却仍是一个让人难以乐观的悬案。引进路线的“疯狂”，已经令人不得不质疑中国在重大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决策机制。

    2002年6月2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参观完秦山二期核电站后说：“核电产业是高技术的战略产业，实践证明，高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拿钱是买不来的。要继续坚持以我为主，这是发展核电的必由之路。”2003年春节前，温家宝在国务院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核电工作时说：“核电的技术路线要统一，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无论以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看来，两位领导人的话都切中问题要害，而且明确至极。但为什么此后的结果是核电发展又重走老路？

    如前所述，第三轮引进路线发源于国家计委/发改委。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决策的过程大致如此：主张引进的人说动了机构主管领导和主管副总理，然后以发改委制定能源规划和项目审批的权力形成方案，报送中央得到批准后成为路线。 这样一个决策过程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中央领导人和产业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领导人并非具体领域的专家，其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只能依靠报送方案的机构，所以难免受机构的左右，而一旦方案得到批准，领导人也无从掌握决策的实施情况和后果。例如，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方案是以每千瓦一千八九百美元的价格报批的，但在批准之后，实际成本到底是变成每千瓦两千多还是三千多甚至更多，谁也不用再承担责任——通过“钓鱼工程”进行欺骗，向来是中国官场的一大潜规则。

    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对重大决策的实施没有监督机制。决策发生在掌握信息的机构和领导人之间的垂直交流过程，但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第三方对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予以监督。于是，一旦方案得到批准，在领导人因缺乏信息而难以掌握实施情况和后果的条件下，机构中为数极少的掌权者就可以因为没有监督而对涉及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金额的行动武断行事，而对任何自下而上的反对意见都可以扣上反对国家决策的帽子。最后，随着时过境迁和人事更迭，即使最初的重大决策被证明是错误的，到那时也找不到任何责任人，被浪费掉的只有人民的血汗和国家利益。因此，在这样的决策体制下，即使道理和实际后果显而易见，实现战略转变也异常困难，往往只能等到下一轮危机的来临。 但谜局并非不能解开，历史也不容忘却。当决策体制失灵之时，支撑一个民族的力量就只能靠社会的良心。吃一堑长一智，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也是增长民族智慧的方法。是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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