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纪纪事

　　朱其华

　　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是翻天覆地的年代。在诗人的笔下，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创世纪。有幸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所有的人，绝无例外地都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属于个人的亲身感受。是欢乐，还是失落；是惊喜，还是困惑；是翻身，还是沉沦；是跨栏长跑的开始，还是人生目标的被动修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记录这个年代的断代史。

　　作为一名幼稚的革命者——大潮中的小角色，我也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我闯入新世界的第一页。

　　（一）

　　1948年12月初，刚刚组建的中共天津市委接收了一批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初步培训的北平、天津两地出城的大学生，随后把我们陆续分配到各个部门。在市委组织部安排至有待筹建的的学生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男一女被分配到后勤部门——经理部，其余各位都进入了编辑部和通讯部。后来才知道报社这样安排的用意，因为在这批男学生中，只有我算是一个天津人。我的原籍虽然不是天津，但我从读小学起便生活在天津，被认为可能比别人更了解天津。作为地下党员，我还有从事学生运动的经历，因而被认为可能有些活动能力。其他两人安排到后勤部门，后来也证实各有原因和用意。

　　天津日报第一批工作人员多数来自冀中导报和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社长王亢之、总经理王友唐则来自晋察冀人民日报；副总经理樊允行来自群众日报。经理部的第一个任务是准备接收国民党的报社，并以最快的速度印刷、发行《天津日报》创刊号。当时确定的第一个接收对象是天津《民国日报》和《民国晚报》、《民国画报》。这家报社如果毁于战火，再作其他考虑。如果虽然保留下来了，但设备有所损毁又该怎么办，于是大家几乎用了一整天时间设计多种方案，并根据不同方案作了分工。在不同方案中，电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大问题。总经理王友唐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熟悉天津，那就任命你当动力部长吧！”

　　这个“任命”担子不轻，害得我当天睡不着觉了。因为对天津民国日报社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只好闭门造车，在随后几天中设想了多种应对意外情况的方案。

　　国民党的天津民国日报社当年只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李蕙云（女），入城后见了她，才知道她被地下党组织莫名其妙地停止了党籍。天津许多部门都有地下党员向城工部提供的基本情况简介，从而大大便利了接收工作。李蕙云告诉我，解放前她没有得到过要她提供情况的通知。在后来的接收工作中，我们曾经获得她的协助。

　　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被解放军攻克后，我们于1月16日凌晨由西营门进入天津。一路上，只见战场上满目断壁残垣，废墟处处，瓦砾堆中硝烟未散，通过西马路、南马路时，断落的电缆铺满一地。当时的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上的正中书局的大火仍在熊熊燃烧，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们先后察看了天津民国日报在陕西路的厂房和罗斯福路的仓库（在今渤海大楼对面）、彰德道的仓库和赤峰道的董事会。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印刷厂完好地保留下来了，电力正常，出版不成问题。于是，我这个“动力部长”还没有上任就下台了！这应该归功于攻城部队打得漂亮，实在是干净利索，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可喜可贺。

　　国民党的天津民国日报是天津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社，其社长卜青茂又是国民党中宣部华北特派员，主管印刷物资（特别是新闻纸）分配，所以这家报社的物资储备堪称充足。我们为清点两个大仓库的物资并一一造册，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天津民国日报社从美国购置了一台二手的当时算是先进的大型铅印轮转机，运抵秦皇岛港之日，秦皇岛解放了。天津解放后，几经周章，终于在1949年冬运回天津。事先已经进行了厂房改造，正在拆卸安装之际，中宣部一纸电报通知市委，把这台机器无偿调给人民日报社，当然无条件服从。原来北平的大小报社虽然不少，但设备都很落后。

　　天津民国日报社的小汽车也不少，有的被进城部队征走了。库里存有一辆大别克，主动上交市委分配给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社长）黄松龄同志。

　　（二）

　　完成了接收工作以后，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抓粮食和其他物资，后来还为建立发行站找房子。

　　为什么要抓粮食呢？粮食是当时市场上最紧缺的物资，当时的物价走势主要取决于粮价和布价。粮食主要集中在粮商手里。投机倒把的商人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粮商们便把粮食作为他们与新生政权较量的武器。

　　报社抓粮食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是确保自己的粮食需要，第二是为了货币保值。第一个目的是表面的，第二个目的才是真正的目的。

　　我第一天出马抓粮食，背了一麻袋的钞票，坐了一辆三轮车，从罗斯福路出发奔往北开的粮食市场。刚走到美琪电影院（后来的人民剧院），便被解放军入城部队的巡逻队把我从三轮车上揪了下来。因为我当时穿的是军装，而入城纪律规定军人不准坐三轮车和人力车。没有办法，我只好徒步奔往粮食市场；也是因为穿着军装，粮贩们见我背着麻袋，腰里别着枪，以为是来查他们，见了我无不变颜变色，东张西望，不肯与我谈生意。第一天无功而返。

　　好在我家住天津。第二天换了便装，再奔市场，终于成交了一批粮食，运回报社。粮商们当时惜售，我倒想大批购进，但他们不肯出手，诡称无货。

　　为了贯彻货币保值的要求，我还在市场上抓了一批盘纸（制香烟用纸）。后来为此挨了批评。

　　受到市委宣传部部长黄老批评的另有一件事说来有点滑稽，就是天津日报打算收购中国大戏院。当时，天津有些富户担心房产很快就要被没收，纷纷廉价出售房产。现今五大道上的豪宅，如果房主准备出走港澳或国外，给一点儿钱就卖。中国大戏院的资方也属于这种情况，据称只索价60条黄金，乍听令人诧异。我想，如果把中国大戏院买下来，以后听戏岂不方便，顿时来了兴趣。此事洽谈尚无眉目，不知怎么就传到了黄老那里，责问报社意欲何为。

　　中国大戏院后来由政府收购。诗人鲁藜出任第一任经理。

　　（三）

　　解放初期，我在报社负责管理枪支。

　　的枪支长短俱备。来源有三：一、由解放区带进城来的；二、收缴民国日报社的和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的；三、解放后从天津市公安局领来的。

　　进城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一般都有枪，最初是从日伪方面缴获来的，后来又从国民党方面得到补充和更新。所以，进城干部佩带的枪支，既有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捷克的和德国的，也有国产的。如果开个展览会，可以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枪支当然都是短枪。其中，日本的王八盒子算是大型的，美国左轮是中型的，微型的德国撸子堪称工艺精美。进城后，这些枪支都在市公安局办理了备案手续，经过审查、批准，佩枪干部都领有枪照。

　　干部配枪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形势一度紧张，的工厂、纸库及时作好了疏散、外撤的准备，以防万一。市委要求大家时时处处保持敌情观念。

　　从1949年至1951年，天津的供给制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干部）的时尚装饰，是一把漂亮的小手枪和一支蓝宝派克笔。1951年后，绝大多数干部的枪支都奉命上缴了，起因是传闻不断出点不大不小的问题。也有隐瞒下来没有上缴的，在“文革”中被查出来后，成了无法说清的问题。

　　枪支问题确实是个敏感问题。我因为当初在报社负责管理枪支，“文革”中不断有外调人员向我追问某某人的枪支去向，或查证原来民国日报社留用人员何人有枪及枪的下落。曾经担任副经理的王鸿寿同志解放前在民国日报社会计组供职，“文革”中，原民国日报社一名女记者不知何故一口咬定解放前夕把她手中的人牌撸子交给了王，弄得他有口难辩。王当时已调市人民图书馆工作。该单位外调人员找到我追查此事，我断然予以否定。

　　刚刚解放时，报社、电台都由部队负责警卫。报社的警卫部队后来撤走了，由报社自己组织警卫班负责执勤。（经当时公安局领导批准，我从公安局领回七支枪和一些子弹）进城时带来的长枪参差不齐，后来全部上缴。没有枪怎么办？副社长王亢之派我拿着公函往遵义道官邸找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向他力陈报社的安全需要，许把信批给副局长万晓塘同志，我又往东浮桥市公安局找万晓塘同志，要求拨给长枪十支，蒙他大笔一挥，批给了五支，我跟他讨价还价，喋喋不休，他又给增加了两支，随后又就子弹数目讨价还价，直至满意。我从公安局枪库领取枪支、子弹时，管库的负责人说：“你们这个单位怎么这么特殊，我们正在收缴枪支，你们倒来领枪！”

　　作者系1978年至1992年天津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