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统磨合期”的蹉跎往事

　　“新总统磨合期”的蹉跎往事

　　刘建飞

　　自中美建交以来，有一类故事一直在重复：每当美国政权更替并且白宫“换党”之时，中美关系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波折、振荡，甚至倒退，然后才是逐渐修复、发展。

　　这其中的缘由，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选举政治。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特别是出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美国选民对中国普遍不了解，甚至有所误解。因此候选人在竞选中经常拿中国说事儿，以捞取选票。待他们赢得选举上台之后，也要对自己的承诺有所表示，于是就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强硬一点，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振荡”。同样，也是出于竞选的需要，总统候选人总是要标新立异，刻意批评执政党的政策。

　　里根：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

　　中美建交是在美国民主党卡特政府任内实现的，这是符合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大好事，双方都明白这一点。然而，在1980年大选期间，卡特的对华政策却遭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强烈批评。里根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里根政府后来的政策与其竞选言论保持了延续。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厄斯认为，里根当政时期是“美国长期反共历史的最高潮”。

　　里根的反共政策，矛头是指向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不单是中国，而且主要目标是苏联。仅凭这一点，还不好断定其对华政策是否会强硬。实际上，后来的里根政府在推行强硬的反共政策的同时，却奉行较积极的对华政策。其中缘由，世人皆知。

　　不过，竞选期间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却较能体现出里根对华政策的意向。作为总统候选人，里根批评卡特在中美建交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三个条件，认为卡特做出的让步“并非必要，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里根对美国国会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大加称赞，这与当年卡特一再表示反对、有时甚至威胁要动用否决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里根上台后，不顾中美关系的大局，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特别是执意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振荡”。

　　对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明确表示：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不会吞下去的”；“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还警告：中美关系面临“倒退”的危险……

　　经过多轮较量、博弈，直到1982年8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八·一七公报》，双边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因里根政府上台而出现的“振荡期”持续了19个月。

　　克林顿：打压意识形态对手

　　1992年美国大选时，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也将对华政策作为获取选票的工具，攻击共和党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

　　这次白宫“换党”，恰逢“冷战”结束，美国面临全球战略大调整，因此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显得更加剧烈，“振荡期”也相对较长。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要抓住这一“天赐良机”打造单极世界，为此美国要继续“整治”它的意识形态对手。这时，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自然首当其冲。与此同时，苏联威胁的消失，也使美国一度失去了对中国的战略需求，美国没有必要为了得到中国的战略合作而“包容”中国。在这个时候攻击中国，表达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既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必然，同时也是攻击竞选对手、捞取选票的有力武器。

　　克林顿上台后，先以“人权”为武器，后拿台湾问题做文章，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导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以至于到克林顿第一任期结束时，双边关系仍未恢复正常。

　　后来，经过多番较量，直到克林顿第二任期，两国才实现了元首互访，并将双边关系定位为“致力于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个“振荡期”持续了4年多。

　　布什：上台后马上导致中美困境

　　2000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布什对阵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对华政策上，布什明显比戈尔强硬。

　　戈尔基本继承了克林顿政府后期的政策：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三不”政策，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不明确将中国作为要对付的对象；而布什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同。1999年11月19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声称“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

　　与里根和克林顿一样，布什也打意识形态牌，“如果我是（美国）总统，中国将认识到，美国的价值观始终是美国议事日程的一部分”。

　　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马上面临困境，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撞机事件”。之后，虽然两国政府都做出努力不使双边关系脱轨，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恢复了一些交往，但是直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才真正回归积极。

　　“9·11”后，布什三个月内两次来华访问，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两国关系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9·11”事件使中美关系的“振荡期”早日结束，仅仅存在了8个月。

　　奥巴马：并无“逢布必反”的意图

　　奥巴马是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他也将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作为靶子，并打出了“变革”的大旗。于是有人担心，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像布什政府搞“逢克必反”（ABC，thing but Clinton）那样，也来一个“逢布必反”（ABB，thing but Bush），并且将之推广至对华政策上。

　　就目前的情况看，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并无“逢布必反”的意图。与以往的“换党”竞选相比，在2008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问题并没有被拿出来大肆炒作。虽然奥巴马也谈及了对华政策，但是并未像以往的在野党候选人那样刻意攻击中国，批评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而是同现任总统一样，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表示要同中国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会大于变动性。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之所以没有刻意发表“反华”言论，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虽然奥巴马政府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不会消失，但是毕竟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极端宗教势力，为此奥巴马政府需要同中国合作。尤其是金融危机更促使奥巴马政府会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上，在外交上会尽力寻求世界各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

　　《今日美国》报列出了奥巴马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它们涉及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巴基斯坦、俄罗斯和金融危机。其中前五个都与反恐、防扩散和整治极端宗教势力有关，而且集中在大中东地区。而这些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最近发生的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以及印度遭受恐怖袭击和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更显出反恐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复杂性，而解决这些问题，单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不久前的俄格冲突，显示出俄罗斯的战略进攻态势，使美国在盟友面前威信扫地，同时也增强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疑虑。但是，在解决大中东地区诸多难题之前，美国不太可能将主要战略矛头转向俄罗斯，更遑论转向一直低调的中国了。

　　可以预见，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仍然以合作为主基调，辅以防范，力图在合作中“融合、塑造”中国。在这样的目标下，中美关系出现“振荡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