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官员”为何不能与民共度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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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安徽蚌埠的一份“国土资源局万元公款吃喝账单”。官员们吃喝的酒店是皖北地区首家五星级豪华商务型酒店，四次消费，最低的一次是3900元，最高的一次则是11822元。其中,消费额最低的那次只有4瓶酒两条烟，酒是600元一瓶的茅台酒，烟是75元一盒的中华烟。至于消费最高的那次，则涉及三十多道（种）饭菜、烟酒等，每道菜都是两例。

　　尽管目前尚不能确认公款吃喝的确切时间，但经济寒冬里，这样一份“万元公款吃喝账单”足以让人心寒。经济持续下行，企业停产倒闭，失业压力剧增，财政减收的同时公共支出压力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本应带头厉行节约与民众共度时艰。但部分官员却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反向而行，大肆挥霍纳税人的税金。

　　这样的大吃大喝并非蚌埠独有。“吃喝官员”为何不能与我们共度时艰？原因只有一个，大吃大喝、财政浪费之风久已成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风屡禁不止，且有愈刮愈烈之势。中部某县级市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政府发文，要求全市干部勒紧裤带，为当地工业开发区的“七通一平”、招商引资节省出资金，一些部门的长途电话被上锁，不得随意使用；但另一方面，该市最豪华的宾馆灯红酒绿，步入其中，各部门领导互相招呼问候的声音此起彼伏。

　　为遏制此风，20多年来各级纪检部门下发了无数文件，但人人喊打的“过街硕鼠”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愈发肆无忌惮。症结在于，多数的禁止性规定，皆是外科手术式的修理，并未堵死放纵官员随意花费公款的制度漏洞。

　　对官员花费公款加以限制和约束的是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开放至1999年之前，中国财政的重心是财政收入，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既在政府内部缺乏行政控制，也缺乏人大监督这样的外部政治约束。这一阶段，财经纪律弱化，预算领域充满了各种非正式制度而缺乏法治原则，政府各部门花钱至为随意。

　　1999年中国启动预算改革，将财政的重心由收入转为支出管理，开始构建以控制为取向、以公共责任为目标的预算编制与执行过程。十年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体制和政府采购等诸项改革皆有成效，人大监督权力亦有加强。但不可否认，预算改革离真正实现“取之于众人，办众人之事”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现代预算民主国家须具备两个显著标志，一是财政上的集中统一，所有政府收支必须纳入预算内管理，统到一本账里，确保预算全面统一、准确严密和有时效。其次是实现预算民主，也就是说代议机构能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公开透明，清楚，经事先批准且事后具刚性约束力。这两者互相支持，缺一不可。

　　可目前，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罚款在内的诸多地方政府收入，仍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比例高者竟达六成左右。政府和各部门拥有多套财务账本，小金库林立，支出随意。历年“审计风暴”揭露出的种种乱象，正显示出对预算的行政控制漏洞颇多，预算执行缺乏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预算缺乏透明度，人大不能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

　　官员大吃大喝受到了软弱的预算管理制度“激励”，于是蔚然成风。如果不改变这个负向激励的坏制度，寄望于官员们的道德自律，改良吏治只怕永远会停留在美好愿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