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鼓吹者意在推卸责任
“当务之急是，少一些责难，多一些自我批评。我认为美国应当正视自己在其中应负的大部分责任，而不是通过指责他国来转移国内民怨，这才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应对危机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如如是说。
近期，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称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
保尔森并非“中国责任论”的始倡者。事实上，早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就已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此番保尔森就金融危机根源问题提出的“中国责任论”何以引发如此大的不满？
“指责中国是金融危机制造者的"中国责任论"，实质是美国将责任转嫁给中国，为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认为，“中国责任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叫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对此必须予以警惕。
“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指责中国是金融危机制造者，其用意恐怕也是为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对此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予以澄清，中国未来将不得不为金融危机"埋单"，承担一系列本不该由中国承担的责任，届时中国将付出拖垮自身经济、牺牲自身发展的高昂代价。”王元龙的话一语道破玄机。
“对"中国责任论"的种种强烈反驳，显示出中国的谨慎态度。”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相蓝欣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得它对国家尊严的维护和对国际舆论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西方舆论对中国人的看法固然有种种不信任的偏见，但我们解释自己的能力也受到西化语境的严重制约。因此，警惕一些西方媒体借金融危机之机大做文章、炒作“中国责任论”是一种必要的谨慎。
诚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理应在国际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贯保持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过分强调中国的责任，并让中国承担一些对中国不利、中国能力达不到或者是别人认为的某一种责任。
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这一点早已被全球众多经济学家们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所论证。而关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中美之间也曾有过多次交流，去年6月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已经很有技巧地“从中国角度作出了有信服力的解释”。因此，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实力超强、政治影响力广泛的发达国家，在检讨金融危机的原因时，理应深刻反省自身，认真吸取教训。而如果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顺差国，显然是推卸责任，站不住脚的。
当前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不论是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纠正危机所暴露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都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所强调的，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
“当务之急是，少一些责难，多一些自我批评。我认为美国应当正视自己在其中应负的大部分责任，而不是通过指责他国来转移国内民怨，这才是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应对危机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吸取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防范类似危机再度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明如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在具体政策层面，王元龙认为，一方面，美国应负起大国责任，停止转嫁危机，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率，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等措施，但不能一味追求美国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而要更多考虑和追求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应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这也是其能够为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只有以加快自身崛起为前提，发展中国家才能在自身国力允许的条件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记者宋焱) (来源：金融时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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