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作家：漂泊与返乡的纠结 2009年年初，《麦家文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出文集对麦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杭州举行文集首发，对于他本人则有特殊意义——这意味着一个十七岁就离开家乡富阳，在外漂泊数年的作家，最后终于决定返乡，从一个差不多已经定居成都的作家，变成地地道道的杭州作家。
作家与故乡有什么样的隐秘联系？为什么许多作家宁愿漂泊而迟迟不愿返乡？这一串有趣的文学话题由《麦家文集》牵出来，由专程从成都赶来参加文集首发式的作家阿来以及广东评论家谢有顺与麦家本人一起探讨——他们共同亮相于杭州的文澜讲坛，有了一次同行加朋友式的文学互动。
作为第一读者，读到这份长达一万多字的速记资料，深感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虽然围绕着《麦家文集》的出版而做，谈话的内容却极为宽泛而有延展性。它甚至展现出一个作家轻易不会被碰触到的那一面，又都与文学以及对文学的理解密切相关。
就麦家而言，尽管因为《暗算》广受关注又备受争议，但他似乎一直没有等到一个机会，为他的文学作充分的解释与表达。甚至让大家知道，除了《暗算》，他还有私自十分珍爱的神秘《黑记》。另外，《麦家文集》中的其他小说，也同样可圈可点，把它们综合起来打量，才能了解一个全面、立体的小说家麦家。
这样的麦家，到底是通俗类写作还是纯文学写作，结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通过一套文集的阅读，人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他在文学之路上的左右探试，直到后来道路才越来越明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在这条选定之路上走得够远、够独特。
在外漂泊十七年，故乡对一个作家到底还有没有诱惑，麦家用自己的选择证实了诱惑的存在。但是漂泊对于作家的意义，也在这次谈话中被作家阿来特别提到。
因为篇幅原因，我们仅选取了谈话的一部分，主题就是“文学与故乡”。
——编者题记
作家与故乡，一种神秘的牵连 阿来：作家归故乡，是一种归宿 主持人：我们今天一个主题，是文学与杭州，为什么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当然是因为麦家先生多年漂泊在外，现在终于回来了。但这样的话题会不会让阿来老师心情比较复杂呢？他们在成都是好朋友，一对文坛兄弟，现在麦家突然撤了，回家了，阿来会不会有点孤单，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事情？
阿来：我觉得一个作家回到故乡，也是一种归宿吧。我相信杭州这样的城市本身有一个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这里出去的作家想回来也很正常。提到杭州，我就会想起两个人，一个就是老在我旁边唠叨的这个人(麦家)，他这种唠叨很舒服，老唠叨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人，明末散文家张岱。我自己的母语不是汉语，我对汉语操控得很漂亮干净的人非常崇拜，张岱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位大师。
有些时候，大家在谈论中国文学的风格时，经常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觉得这两个城市都比较休闲。但是我经常看到差别，我在成都经常嘲笑成都，我觉得成都的休闲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消费自己，这是受地理条件限制。它旁边都是乡村，都是文化水准、经济水准比较低的地方，所以只能是自己消费自己。杭州不一样。杭州旁边有上海、宁波，杭州的休闲是要给别人提供消费的，因为有外在压力，所以它会努力去提高。麦家离开成都，回来这儿，可能有这个因素吧，他也想努力提高自己。我眼中的麦家，是个爱唠叨的人，很固执，一个事情一定要想明白，就像他的小说，也就是在这么一个狭小空间里，有一个事情一定要去详细弄清楚。而成都人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成都人觉得有这么一个意思就行了。这一点上，麦家确实不是成都人，他身上的爱唠叨、固执这些东西，在成都是不和谐的，回到杭州后，我想这个城市会帮助他把这些特点发挥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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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11岁那张杭州地图，打通了数学和文学的暗道 主持人：每个作家都有一定的精神背景，我想问问麦家，成都和杭州到底是哪个让你变成了今天这个你？
麦家：说是杭州人，其实我对杭州是最不了解的。因为我是富阳人，杭州下面一个县，小时候只来过杭州一次，17岁离开了老家，然后就一直在外省，在部队的17年里，我呆过6个城市，加上杭州是7个城市，这7个城市中我最不了解的就是杭州。
我小时候只来过一次杭州，是11岁那年。那时印象非常模糊，也就是看看西湖。所以，童年的印象当中一直有一个错误感觉，是跟杭州地图有关的。那次来杭州，父亲替我买了一张杭州地图带回家，这张地图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的一个读物，经常看，像看书一样的看。你们知道，杭州这个城市是狭长形的，地图上的公交线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不了解，不懂，慢慢地地图就在我脑海里变成了一个棋谱。真的是一个棋谱。我想象杭州就是一个巨大的棋盘，围棋盘。围棋都是很神秘的，围棋和象棋有根本的区别，象棋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势，车只能直来直去，马只能跳来跳去，炮必须隔一个才能打。围棋子本身是无大小、无特权的，你可以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也可能是零，关键就看你怎么放，放在哪个地方。这就是围棋的神秘。我小时候爱下棋，但下得多的是军棋、象棋，围棋其实也是半懂不懂的，恰恰是这种半懂不懂，最容易产生联想，胡思乱想，以致把杭州就想成一个围棋盘了。
由于我从小觉得杭州是一个围棋盘，我就把杭州想得很神秘，后来我想围棋其实就是数学。文学和数学本来是不搭界的东西，而我恰恰是从数学进入到文学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跟我把杭州地图想成围棋盘有关？或者说会不会是那个荒唐的想法(把杭州想成一个棋盘)帮我打通了数学和文学的暗道？只有天知道了。
谢有顺：风格化强烈的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 主持人：一张11岁看到的杭州地图，启蒙了麦家的文学之路，这是很神奇的。我们今天三位，麦家和阿来正好是跟成都和杭州两个休闲城市有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谈一个城市跟作家的关系。谢教授先来聊一聊。
谢有顺：作家跟一个地方的关系，往往是感性的，或者用麦家的话说是神秘的。写作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叫故乡的关系。这是文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稍微回想一下，那些我们所敬重的文学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据地，他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他的细节，他笔下的风俗人情从哪里来的，就是他的根据地。有根据地的作家，他扎得深，同时也能够很快地风格化。
尽管麦家写作的方式比较特别，他写的都是封闭空间里的人，但是看过他《暗算》后面一部即《风声》的人都会知道，麦家有意把他的密室安放在西湖边。这是一个暗号，这样的房子放在苏州也可以，放在海南也可以，放在杭州也是跟他童年的记忆，那个地图的影响有关，这就是一个地方对作家的影响。
阿来：我谈民间，也是在谈论故乡 主持人：刚才谢教授讲到了作家内心的故乡，阿来曾经出过一本书，叫《阿坝阿来》，非常符合谢教授讲的故乡和文学之间的关系，阿来老师不妨讲一讲西藏的文化背景和你的文学创作。
阿来：这是部短篇小说集，名字是出版社起的，他们想把作家直接跟他所书写的背景联系起来吧。说起我自己的故乡情怀，可能比较有意思，我们那边的人很小就接触文学，这种文学和你们因为学校识字而被灌输的文学不一样。藏族的老百姓，除非你出家当了僧侣，别的人都是文盲。但是文盲也有文盲的文学，它的歌唱，它的民间故事，它的史诗，都是一种口头文学。所以，当我刚刚会听话时，这种东西已经渗进来了，那些民间故事，那些民歌与史诗，都不是一个很短暂的创作，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加工、完善而来，每代人都加入了自己的情感经验。我成为一个作家，可能跟这种民间文化中非常浓厚的文学交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像后来我老是讲，我们今天讨论文学的来源，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总是从书面文学的角度进行梳理，但是在非汉语所在的地方，在少数民族的作家那里，还有另外的精神缘由，就是民间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谈民间也是谈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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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漂泊，一种文学的需要 阿来：文学需要一种漂泊感 主持人：刚才谈到了西藏和阿来的关系，我特想问一个问题，阿来你作为西藏的民间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童年、少年、青年，后来进入汉语文学的体系，构不构成一种包裹？第二个是阿坝的阿来到成都的阿来，成都的阿来显然是另外一种漂泊，这对你和你的文学性格的产生有什么影响？
阿来：今天，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全球化，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其实在我们没有进行经济交往之前，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早就频繁展开了。全球化造成的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在自己的故乡，不在自己的民族，不在自己的国家，不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生活。比如诺奖得主奈保尔，本来是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后来在英国写作成名。这种生活肯定带来严重的漂泊感，但是回到写作，人有一点漂泊感，是有正面意义的，它使你变得比较敏锐——对处境的敏锐以及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敏锐。
我觉得用汉语写作，对我来说反而有特别的敏感，因为我以前的语言不是汉语，让我用汉语写作就有一种漂泊感。
谢有顺：漂泊感，诗人需要，小说家不需要 谢有顺：有个流亡诗人，叫米沃什，他是从波兰流亡出去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波兰在我身上，他是带着祖国和故乡去行走与写作的。对诗人来说，他描述万事万物，归结点是要表达自己的胸襟和对世界的看法。小说家虽然也在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但首先是要具体描绘世界，他要塑造一个世界真实的形状，这个跟诗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们会知道苏东坡对西湖是什么感受，但是你不知道西湖具体多大，什么样子。这点和小说家不一样，小说家必须写到具体的眼神动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诗人在路上、在流浪中的诗作很多，就因为他追求一种漂泊感。而小说家要描绘具体的生活样子，四处漂泊对他可能就不利了。
麦家：我的文学与地域关系不大，要说有，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 麦家：我主动要求说话，因为有顺刚才的话安慰了我，让我突然有了说话的冲动。其实我在外那么多年，回来的机会很多，但我一直不选择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暗暗告诉自己，既然想当作家，精神上漂泊一点可能对我有好处。不过最后我还是回来了，年纪大了，受不了漂泊了。回杭州，结束了漂泊，我又有些担心，这会不会是江郎才尽的暗示？谢有顺这样一说，就等于是说，我是可以回来的。因为我不写诗，我只写小说。
说到杭州与文学，我坦率说，这个城市包括富阳，包括我生活的村庄，和我的写作没有构成必然的关系。我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外公是个大地主，爷爷是基督徒。我1964年出生，正好赶上“文革”，头上戴着三顶大黑帽子，特别受歧视。我11岁开始写日记，写到21岁，36本，远远超过了我小说的数量。为什么写，就因为别人瞧不起我，不跟我玩，我跟外界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了，要找到交流出口，只有这样。写日记就是对着镜子说话，把自己的内心交出去，同时也通过写日记，把我的内心拓开。海明威曾经说过，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我也有同感。
主持人：故乡就真没有给你的作品带来什么灵感吗？
麦家：有的。《暗算》中的阿炳，有一个原型。我老家富阳一个很大的村庄，有上万人，村上有一个傻子，他甚至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喊，没什么生活自理能力，但他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就是可以报出村里所有人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哪怕是才一两个月的孩子，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报出来。我一直想，这个人很神奇的，我如何把他写成小说。但如果就这样写，顶多就是一个奇闻轶事而已。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傻子的特异功能不是在眼睛上，而是在耳朵上。就是说，他那个本事不是用眼睛看出来的，而是靠听出来的，这样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就安排他有一天去为国家从事侦听工作，成为了民族英雄。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和我们有关系了，不再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英雄。这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不是对生活作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要作化学反应。
3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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