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走上外交之路的 程瑞声：我搞外交本身是带有一点偶然性的。我是上海人，1950年冬天从上海复旦中学报名军事干部学校，当时是抗美援朝。我自己在中学的兴趣并不是外语，我对理化比较有兴趣，所以报名的时候我填的表是比较有意思的，都是技术兵种，比如空军、海军、坦克、炮兵四个志愿，没有填外语。但是当时抗美援朝的时候，国家需要大量的外语干部，因为朝鲜战争，特别是英语干部，俄语当时的比较多了。所以我被分配去学英语。
我这一张相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我当时是16岁，下面右边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参加的时候是1950年12月份，上面当中的是我们的政治教员，就等于是政委一样的。现在大概都还健在。
主持人：一个班4个人。
程瑞声：整个学校4个人。因为要去的话，还需要很大的勇气。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离开了，就等于参军了。当时分配到外国语学校，后来叫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外国语大学了。为什么会选我去学外语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解放之前，我并不在复旦中学，我在圣约翰中学、圣约翰青年中学学过三年，在外国学校，特别是英语，还是比较好的，有很多科目都是英语讲课，所以我有一点英语基础，根据我的简历，领导一看，国家很缺少英语干部，所以就把我分配到外国语学校英语系，而且我进去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是从一年级开始学，我一考就考到了二年级，我在我们班上也是最小的之一。因为很多同学都是大学生，都比我要高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搞外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我自己本来是想开飞机、驾驶坦克之类的。
到外国语学校，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最近外国语大学搞了一个外交官的联谊会，我去讲了一下，非常感谢母校。当时一切都是军事化的生活，生活还是非常艰苦。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了。当时我们的口号很简单，现在也是适用的，就是一切服从人民的需要。所以我自己的兴趣就放到后面了，我就对外语投入了。建国以后，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建交，周总理有一种长远的考虑，就是不能全用英语，而要用驻在国的语言，他早在1950年他就决定培养非通用语干部，有的同志把他们叫做小国语言，我觉得这些国家并不是太小，只是比中国小一点而已，所以1952年8月就被派到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变成学习员，学习缅甸语，我不是留学生，就在使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后来比北大翻译差不多快一倍，我1954年就开始当使馆大使或者参赞的翻译，但我英语对我还是有帮助的。当时我为一些代表团，包括宋庆龄等，给那些代表团当翻译，变成新中国的第一位高级翻译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1950年10月份到11月份吴努访华的时候，我们建国以后，他第二次访华，我就变成高翻了，替毛主席翻译。
缅甸如何成为第一个承认我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很早，苏联是我们建国第二天就成立了，当天我不知道。当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在观望，当时尼赫鲁对中国是非常同情的态度，本来他想第一个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但是，尼赫鲁和吴努私人交情还是很好，他对尼赫鲁讲，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给我来当第一？尼赫鲁说，那行，你就第一个。这样的话，缅甸是1949年12月18日承认的，印度是1949年12月30号承认的，比他早十来天。缅甸为什么想第一个承认呢？缅甸一个大作家是这样讲的，缅甸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出于一种恐惧、害怕。缅甸为什么会害怕新中国成立了？因为缅甸是1948年1月4号独立，我们是1949年10月1号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为什么害怕呢？这还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第一，缅甸国内当时有内战，缅甸共产党领导他的武装力量面对缅甸政府，所以有内战，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第二，在我们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带领几千人逃到缅甸北部去了，就驻下来了。当时吴努就很害怕，中国会不会利用这件事情派部队过去，要追讨国民党残余部队，当时中缅边界本身并没有全部划定，一部分划定了，一部分并没有划定。这三件事使他非常担心，吴努本身一方面是政治家，也是一个作家出身，他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点子很多，所以这是他的点子，就是首先我承认新中国，表示友好。我们也是很高兴的。当时他心里是有一些害怕的。他在中国有一次讲话中说（也是我翻译的），他说中国好比一头大象，缅甸好比一头羔羊，大象哪怕尾巴动一下，我这个羔羊就吃不消了。这是比较形象的，也是一种恐惧心理。
今年已经建国60周年了，现在是第四代领导人，首先是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做工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1950年我才当高级翻译，前面我经历了周总理6月到仰光，和吴努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吴努没有见过任何中国领导人，好像抗战的时候，到过重庆，但是没有见到我们的领导人。周总理在他的心里是什么样的人物，觉得是很凶的，但是一看，周总理非常有风度，对他非常和蔼、可亲，跟他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个道理，中国不会欺负你们，不会欺负缅甸，而且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马上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打下了一个基础。
1954年12月，吴努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重庆的事情就不算了，那是抗战时期。尼赫鲁也到过重庆，吴努也到过重庆，但是那是建国以前的事情。他第一次来访问新中国，毛主席亲自跟他做了很长的谈话，这发表在毛泽东外交文选里面，这个非常好。针对吴努对中国害怕的心理，毛主席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几点：首先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是吴努提到，你们中国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毛主席说，你们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为什么？你们比我们先独立。这一点非常好。还有，他特别害怕中国会利用国民党残余部队进驻缅甸越过来，毛主席跟他讲，我们不会利用国民党残余部队，这个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中国不会自己派军队去解决。这样他就放心了。至于缅甸工厂的问题，毛主席用一种战略眼光劝了一下，说缅甸工厂你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但是怎么谈，你们自己确定。但是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建议国内能不能和解。这样的话，我们做了这样很多工作。特别是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他是非常高兴。他自己最后跟毛主席讲了几句话，他说我到中国来本来以为会遇到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凶得不得了，结果一看，毛主席跟我这几次谈话非常亲切，他和周总理已经结成朋友了，解除了他很多忧虑。所以当时他友好的表示就是他第一次穿中国的衣服——中山服。在我记忆中是两次，我当时还没有当高翻呢，在缅甸大使的招待会上，他穿上中国的中山服，和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几位领导在一起。也是具有历史性的，可见他心里对中国友好的感情。这也是埋下了后来周总理三趟缅甸赴。这是他第一次穿。但是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出来会谈收到的效果。
毛主席给我的印象 1950年10月底到11月初，由于国内的原因，吴努没有当总理，他是缅甸执政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的身份，但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专门谈中缅边界问题。周总理来负责这个问题，毛主席也会见他，这也成为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这是在我一生当中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在中学的时候，解放以后，是年轻人，满腔热情，欢呼新中国的成立。而且我在外国语学校的时候，我还曾经参加游行队伍，每年五一和国庆搞游行，也在天安门下仰望国家领导人，但是我现在坐在毛泽东主席旁边当翻译了，心情当然也是很紧张了。但是我可以讲，见到毛主席之后，马上紧张心情就没有了。他对外宾、对我们翻译非常亲切。这种感觉到现在还是难以忘怀的，这就是我第一次给毛主席翻译之后很难得的一张相片。这是毛主席，这是吴努主席，这就是本人，22岁（照片）。这是告别的时候，我当时站在当中，给他们两位翻译。
在这之后，我大概给毛主席当的翻译次数不算太多，还有7次吧。我个人对毛主席的感觉，第二次，虽然不是具体谈，但是他和吴努谈话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执政党大概选票减少了，左派的选票上升，他说你们中国是不是支持了我们的左派政党？毛主席说我们不干涉你们内政，我们可以一起调查。这样他就知道不会有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放心了。毛主席谈的不是很长，但是很重要，好像还请他吃了午饭。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陪同吴努参加空军基地。中山服是他自己到商店买的。因为他想要穿。如果谈判不成功，当然不会穿了，谈判一成功了，中缅边界问题，在1950年就奠定了解决的基础了，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就算是初步达成协议了。所以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他就很高兴，第二次穿了中国衣服。周总理没有陪同去，但是周总理已经一清二楚了。
再回过头来讲我对毛主席的印象。从一个翻译角度来讲，他是打破常规。上次电视台一位记者说，他是不按常规出牌。1957年，是我第二次给毛主席翻译，是缅甸的两位副总理访问。这是周总理亲自陪同的，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实力派人物。毛主席还没有和外宾讲话，他先不讲，他先跟我讲话，他说你这个缅甸语是在哪学的？我说我是在驻缅使馆学的，他觉得很好。所以他还是很赞赏。讲完这个之后，他再去和缅甸人谈话了。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激动。因为在我来看，我只是一个普通翻译，他怎么先跟我谈起话来。所以我觉得他是打破常规的。这是一次印象很深的。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次，在1960年的时候，还有一次，提前问我一下。
跟他还有一次印象非常深的，就是1960年，当时缅甸吴努和另外一位实力派耐翁将军，他们带了3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因为当时边界问题解决已经到了高潮了，很多人访华。有一个是缅甸歌舞团。一般演出，其他人都看了，毛主席老人家也想看，所以就到中南海里面给他专场演出。那天让我去给毛主席翻译。我后来找这个照片，没有找出来。座位是一排一排的，我平时当翻译如果有座位的话，是坐在后面，但是那天没有其他人，就让我坐到毛主席身边去，并排坐，这也使我非常激动。毛主席看缅甸舞蹈，还是很有兴趣，他就问了一些问题。他说，缅甸人为什么老出现“忙”（音）是什么意思？我跟毛主席解释，缅甸人的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不像中国人，不姓王，你姓陈，他没有姓，“忙”就是自己的谦虚，就是弟弟的意思，我叫你“哥什么”，你叫我“哥什么”，如果尊称，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叫“吴”，就是叔叔。我就跟毛主席讲，毛主席听了非常有兴趣，还有耐翁，他是将军，他不能用“吴”，后来才用“吴”，他脱下军服，才有“吴”。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毛主席讲，毛主席听了非常有兴趣。而且他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1965年耐翁来访的时候，见外宾的时候，毛主席还是问我缅甸语哪学的，最后他讲，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像个外国人。我把这个话翻给耐翁听，耐翁就分析，他说你像外国人，是不是你缅甸语说的好。周总理在旁边帮我介绍了一下，他说我是上海人，是在使馆学的缅甸语，周总理给毛主席介绍了一下。但是后来我感觉到，毛主席很风趣。他对别的翻译也讲过，比如“像外国人”，而且还讲唐闻生像美国人。给毛主席翻译这么多次，我觉得非常亲切。
我最激动的一次是在天安门上，这里有一张照片，1960年他们带了300人的代表团。这是毛主席，这是吴努，这是我本人。我刚才讲的七次翻译，这也算一次。当时我非常激动。当时在外国语学校，在天安门下仰望毛主席。站在毛主席身旁，在天安门上，恐怕一生也就这一次。当然后来也上过一次，但是没有在毛主席旁边。毛主席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一位领导人。他讲话没有任何稿子，讲的非常亲切。对翻译也是非常亲切。翻译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不太紧张了。而且他问的一些问题，都是出乎我预料的，我觉得毛主席是这样的。
刚才讲的是五项原则，第一次访华和吴努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而且发表了五项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不干涉内政。因为他就怕我们干涉内政，因为我们是大国家，相对中国，缅甸当时比较小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缅甸是新中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圆满解决。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和不少国家都存在边界问题，这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国家都没有解决。当时我们国家领导人，就是毛主席、周恩来，他们选择缅甸，因为我们和缅甸已经有基础了，极早解决对中缅关系还是很好的。周总理为这个事情花了大量的精力。我第一次为周总理翻译，也是1956年吴努来谈边界问题，但毛主席接见就是一次，但是周总理和他谈了好几次，这里面的翻译不完全是我，更主要的是毛主席的英文秘书，因为谈边界问题，需要比较确切，英文可能更确切一点，当然有的地方用缅甸语。所以需要两个翻译，一个英语，一个缅甸语，我是当缅甸语的（翻译）。我当时在缅甸已经四年，我对中缅边界问题有一些了解，但是像周总理了解的那么细、那么具体，在我一个年轻人来看，我确实非常钦佩。因为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日理万机，怎么对边界问题了解比我还要多的多？
等到边界问题解决之后，我当时在外交部亚洲室当科员，负责归档工作。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送来一大箱子文件，送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归档。我打开一看，这一箱文件都是周恩来总理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亲自看的资料。他口头请教别人，这里面没有，但是他看的材料之多，都是一些历史材料，基本上是从明代以来的东西，还有一些专家的论述，为什么我知道是周总理看过的？周总理有一个习惯，上面已经有标点了，他们自己再用毛笔去圈去点，说明这个已经看过了。这说明他自己看的是非常细的。上面还有一些批语。我当时就想，周总理要看这么多文件啊，连我一个年轻人，事情比他少的多，我都觉得很困难。毛主席见吴努的时候还表扬了一下周总理，说对这个问题，周总理看了几本书，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认为1956年是周总理当总理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代。他和毛主席一起做了一些重大的决策，而且很多都是他亲自办。这次和吴努谈了之后，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基本上把边界问题打下了一个基础。在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时候，确实越过了一条叫“1941年线”，这是国民党趁我们比较困难的时候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过去不承认，但是根据国际法，周总理讲还是应该承认，所以我们同意把过去的部队撤回来，同时周总理指出，在北端，缅甸地区境内，有三个镇，英国人都承认是属于中国的，但是没有归还给我们，也应该归还，也应该把部队从那里撤出去。吴努这个人还是比较开明，他也马上同意。后来具体解决还有一些讨价还价，那是下面谈判的问题了。这次吴努也是非常高兴。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
我与周总理的一段不寻常的友谊 我这里要讲周总理，从另外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在“文革”期间，一些外交活动要中断，我好几年没有见过周总理，我觉得周总理的事比较多。1970年稍微稳定一点的时候，他见了我们外事科有两次，有一次他点名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这位老朋友，他把我称作“我的老朋友”，我心里一惊。去年是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作为老朋友，我至少也得100以上，但是你看我现在的岁数，我们俩相差36岁之多。另外一次，周总理说你还懂英语，我们的亚洲司长还学点日语。“文革”期间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当时只好看一些日本的资料，但我不懂日语，但是因为日本有很多汉字，所以看了一些资料。周总理将我称作老朋友，在我一生当中是最激动的一件事情。去年我还讲，周恩来称我为老朋友。为什么称我为老朋友呢？比如刚才我讲，给毛主席翻译七次，给周恩来当翻译，我根本无法计算。他访问缅甸9次，1954年一次，当时我还没学出来，还没有能当高翻，其后的七次我都陪同。吴努访华，我给他翻译。中缅友协组织的一次大会，没有稿子的，吴努讲话没有稿子，我翻译也没有稿子，而全场对我好评如潮，为什么？我一个年轻人，我翻译的很有感情，全场都觉得为这个友好做了贡献。所以周总理印象很深。同年，亚欧11国之行，缅甸是其中之一，这次我是全程陪同，他在九次访问里面，1950年这次是最长，一共是十天。这十天在当时讲是很长的。为什么？因为周总理知道，中缅边界问题，初步已经解决了，这牵涉到双方的少数民族。缅甸和中国的云南有很多邦族名字是一样的。比如傣族，缅甸就叫山族，我们这的景颇族，缅甸就叫克尽族。边界问题的解决牵涉到少数民族邦族的利益，这次周总理亲自访问了好几个缅甸少数民族的城市，接触了很多少数民族领导人，这里面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外交史上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件。当时吴努当自由同盟主席，他没有参加，是当时的总理参加的，当时有中国周总理和缅甸的总理，两位领导人步行越过了中缅边界。到现在两国领导人在边界城市会谈，还是很多的，但是步行穿过边界，我想恐怕建国60周年的外交史上，这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是周总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我们到现在还是充满钦佩。
云南省的忙市，现在算一个旅游城市，亚热带风光。它召开了万人大会，双方有一万多人，很多缅甸方面都敲锣打鼓过来的。这是周恩来总理在讲话，这是我。万人讲话中，周恩来总理是有稿子的，但是对方好像没有稿子。因为万人大会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的声音还是比较响的，后来周总理说，你今天发言很有感情，表扬了我一下。这次访问我觉得意义很重要，十天之久。而且周总理还带去一个歌舞团，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友好气氛。这张照片里面有一位是我的夫人。她也是12月份到的，为了配合周总理访美，她是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她们组成了中国艺术团去访问（照片）。
我们结婚以前，在1950年就有过合影，当时是大集体。当时吴努的夫人和几位大使都去了，年轻的都在前面蹲着。我和夫人第一次邂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可以给你们看她当时的单人照。这是我们的结婚照。这是到1961年了。因为我当时在国外，到1961年才结的婚，周总理也是向我祝贺了。我们结婚是1961年，吴努最后一次访华。当时周总理知道我们两个结了婚，专门代表领导人向我祝酒。我们两个人的婚宴被两次领导人多次谈及，认为是中缅友好的结晶。她如果不到缅甸，我不当翻译，我们两个不可能认识了。
1960年1月份中缅边界问题签订了协议，耐翁是缅甸军队的总参谋长，但是他也是缅甸大的政治家，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军人。他早在1958年就政变，第一次把吴努推翻掉，他当政府看守总理。1960年举行大选之前，他以看守总理的身份到中国来签订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缅边界问题的协定，这是耐翁签订的，还有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不参加争夺另一方的军事同盟，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总理曾经讲过，吴努是初步打下了基础，但是没有耐翁的果断是解决不了的。这是耐翁将军10月份访华，1月份来签的协定，这时候他已经变成总参谋长了（照片），大选之后，耐翁又上台了。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从1962年以后，就正式建立政府了，到现在为止。
我始终没有机会把我夫人介绍给周总理，她陪周恩来跳舞是很多次了，但是周总理并不知道谁是谁。我们结婚以后到青年艺术学院去看戏，她告诉我，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了，在我们后面。我听了很紧张了，平时我们都坐在他们后面，他们现在在我们后面。我就不动了。等到夜幕下了之后，马上就出来了，因为要打招呼。我就介绍了一下我的夫人。我说这是我的爱人，是李路。周总理就跟邓大姐一字不差把我的名字说了出来。李路就起了一个作用，她当翻译了，她是四川人，她懂四川话，我是听不太懂的，她主动地把四川话方言的部分翻译给周总理听。这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个人在一起。巧合。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周总理去看戏并不像会见外宾，是很随意的。周总理对我表扬，也看出我的弱点，他说我的弱点是注意力太集中，对周围的事情注意的不够。在1965年他陪耐翁在昆明游湖，他说你的弱点是注意力太集中，对周边的事物好像看不见的样子。他说我什么时候偷你一件东西，看我能不能发现。然后他转过头来和一个电台的女士说，程瑞声的爱人喜欢程瑞声，是不是因为他注意力比较集中，结果大家都笑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非常感动的，1965年当时我已经调到使馆了，1965年周总理去访问，我在使馆里给他翻译。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周总理已经到了旋梯旁边了，他突然想起来，程瑞声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已经在使馆了，但是他最后一想，我这次不能陪他回去了，他就又冲出旋梯转回来了，转回来要和握握手。他当然没讲别的，他说谢谢你，你这次不跟我回去了。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国家总理已经到了旋梯，就该上去了，按我的想法，即使想起来了，也不要再回来了。但是他还专门回过头来和握握手，还表示感谢。所以令我非常感动。我认为自己不应该是很高的地位，但是他把我放到很高的地位，所以称我为老朋友，我相信他是脱口而出的。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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