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 一个犹太商人的中国历险
从库恩的描述中不难总结出，他在中国有两个“贵人”：宋健和江泽民。是宋健把库恩带到中国；而《江泽民传》则成为库恩打开高层之门的通行证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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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恩强调，他热爱中国。他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因此写了《江泽民传《中国30年》等书 图本刊记者大食 |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64岁的美国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接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委托，为中国改革30年历程作传。
这本名为《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书，已于2008年岁末出版，而英文版则将由约翰威立出版公司在全球发行。
2008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出席了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座谈会。
此前，库恩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
多个政府部门的网页显示，库恩在会见中国高官时的身份较为中立——库恩基金会董事长。由此可见，库恩这个名字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品牌，超过那些诸如花旗这样的他担任高级职务的跨国大公司。
《中国30年》
与《江泽民传》历时近4年的写作周期不同，《中国30年》从构想到出炉只有10个月时间。
2007年12月9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对于这个提议，库恩很感兴趣。
库恩和搭档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然后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团队便开始运作。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相当于总制片人角色的朱亚当，12-14名美国顶尖高校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读博士和数位居住在中国大陆，精通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学者。团队成员不仅负责收集整理中文资料，还要将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交给库恩。库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讲述给海外读者。
库恩说，这本书得到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大力协助。新闻办不仅帮助他联系安排采访、开具介绍信，甚至安排专人按他的要求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以及提供仅供内部使用的历史资料和一些尚未向公众公开的新解密档案。
尽管采访了众多重量级的中国高官，库恩并没有把书做成一本“中国高官访谈录”。他把高官们的访问打散，分插到书中的五个部分——改革的指导原则、历史脉络、运作机制、各部门的改革和未来前景。这样对中国改革的纵向切割，让人颇为惊异作者是一个不通中文的美国人。
同样令人好奇的还有库恩在中国的身份。他既是许多跨国公司中国战略的策划者，也是中国在西方的义务宣传员。库恩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是有偏见的，所以他要写下“真实全景式的中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又如同他的几位前辈，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些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西方人。
然而，一个不通中文的美国人，究竟是如何获得中国政府信任的？从库恩的描述中不难总结出，他在中国有两个“贵人”：宋健和江泽民。是宋健把库恩带到中国，成为在中国的“导师”；而《江泽民传》则几乎成为库恩的标签，和打开中国高层之门的通行证。
初到中国
1989年，应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资料重组的顾问。
当时，朱亚当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派遣，成为库恩的翻译。在朱亚当的印象中，那时的库恩对中国并不热情，甚至在赵紫阳会见外国顾问时，库恩也没去参加。
“库恩是个乒乓球迷，”朱亚当回忆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和国家队队员打一场乒乓球赛。”
当朱亚当表示有外事纪律时，库恩开始大吵大闹：“我来给你们国家当顾问，一分钱没要，飞机票钱还是我出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中国还有什么未来？”
在库恩的激将法下，朱亚当偷偷安排了库恩和八一队一名队员进行比赛。“如果不是库恩当时将了我一军，我也不会冒这个风险，”朱亚当说，“我们后来也不会成为朋友。”
此后，库恩多次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给予他“中国绿卡”。他与国务委员宋健更是私交深厚。
1989年之后，朱亚当赴美留学。巧合的是，当他毕业后，来到一家公司，才知道总裁正是库恩。旧友相逢，非常高兴。经过几年的历练，朱亚当在库恩的日内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里担任亚太部经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由此结成了一对闯荡中国的“黄金搭档”。库恩的优势是具有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亲善”；而从体制内部出来的朱亚当则谙熟中国国情和政治逻辑。
库恩曾经表示，他在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宋健，另一个就是朱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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