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红裙“铁娘子”
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她身材矮小，体型微胖，且喜欢身着红裙，这些连同其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都使她在那个历来都由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她的个人经历及日常生活也同样完全可以用“政治”一词来概括。1996年12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当时已经59岁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务卿，1997年1月22日，这一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奥尔布赖特也因此而成为美国建国220年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难民”
1937年5月15日，奥尔布赖特出生在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本名是玛丽娜亚·科贝尔。在两岁时，为躲避纳粹统治，科贝尔一家逃到伦敦。马德琳这个名字则是她10岁时在瑞士上学的时候取的。二战结束以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科贝尔曾经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贝尔格莱德的使馆。1948年，奥尔布赖特跟随父母移居美国。由于童年时曾经在几个国家间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语和英语外，奥尔布赖特同时还通晓法语、波兰语和俄语，并能说一些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科贝尔一家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为忘却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科贝尔一家定居美国后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也是后来才从报道中得知自己曾经是犹太人。童年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对难民颇为同情，1997年，在探望巴基斯坦一个难民营时，奥尔布赖特曾经对一群为躲避战乱而逃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说：“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难民。”
二战爆发前，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新闻官员，他是一位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外交官。1939年3月15日，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奥尔布赖特的一家与许多捷克人一样，都在设法要逃离战乱的国土。1939年3月25日，即纳粹占领的10天以后，奥尔布赖特一家拿着伪造的通行证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但是在贝尔格莱德仅仅滞留了两周后，奥尔布赖特一家又逃亡到希腊，后来又从希腊转道目的地——英国。当时的奥尔布赖特还是一个满头金发、有一双大眼睛的、非常可爱的小胖姑娘。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到英国后，曾经在两家报社当了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之后，他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英国组建了政府情报部。不久，为了能够及时地把有关战争的消息和振奋人心的信息传递给国内，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决定在伦敦建立自己的广播处，以利用英国广播公司举办自己的广播节目，并同时委派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担任广播处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实际上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广播电台的台长。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并没有给年仅3岁的奥尔布赖特留下多少记忆，反倒让女儿常常对从广播里传出父亲的声音感到纳闷，对年幼的奥尔布赖特来说，“她搞不懂，爸爸是怎么进到广播里面的”。
1940年的夏天，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了持续长达13天的夜间空袭，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响彻伦敦的夜空。这期间，奥尔布赖特一家为躲避空袭曾经和邻居们一起藏身于公寓的地下室，潮湿的环境和布满管道的地下室并没击退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喝着防空队员提供的茶水，吃着涂有猪油和咸盐的黑面包，有躲在一边看书的，有三五个聚在一起侃大山的，还有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的……整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这时的奥尔布赖特仅是一个4岁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泼、可爱动人，是防空洞里所有人打破沉寂的乐子，当时的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奥尔布赖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一天，伴着刺耳的呼啸声和强烈的震颤感，一枚炸弹重重地落在了奥尔布赖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枚炸弹却没爆炸，等到专业的清理未爆炸弹人员赶到现场并拆开炸弹后，他们发现在这个炸弹里有一张捷克工人留下的纸条，上面写道:“别紧张，我们制造的炸弹永远都不会爆炸。”
二战结束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出任驻南大使馆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他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当时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的。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背离，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奥尔布赖特一家的移民要求，从此，奥尔布赖特一家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人生历程，奥尔布赖特的人生从此也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
“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
1955年，奥尔布赖特中学毕业后，被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特·霍尔约克大学、丹福大学、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同时录取，她选择了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1959年，奥尔布赖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毕业。1960年，她曾经一度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1962年，她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攻读侧重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学研究生，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63年，她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成为黑人学生基金理事会理事，华盛顿歌剧社成员，并且于1968年参加了布瓦尔小学理事委员会，后来成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
1972年，35岁的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1980年，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奥尔布赖特离开了白宫，并且于1983年与丈夫正式离婚，同一年，奥尔布赖特成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威廉·H·多纳讲席特聘教授和“外交服务新女性计划项目”的主任。1984年，奥尔布赖特成为吉哈尔丁·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奥尔布赖特正式展露其才华还是在1988年马塞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中，尽管这次竞选最后失败了。1988年7月，奥尔布赖特加入了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团，并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1992年12月，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实际上，正是担任美国常住联合国大使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大增。1996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克林顿宣布他已选定奥尔布赖特作为其国务卿。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
1955年，当奥尔布赖特凭奖学金进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
同时，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重权在握后，奥尔布赖特更是如此表现，“她参加会议经常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但却不愿与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完全的学者作派。要在政坛上得心应手就必须有很强的适应力，也许要归功于童年的逃难生涯以及她母亲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在不同的环境中都应付得轻松自如。马斯基是“国会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参议员”，但初出茅庐的奥尔布赖特却能和这位要求苛刻的人物和睦相处。当克林顿总统物色新的国务卿人选时，他看重的正是她的这种才能，而且对此大加赞赏。克林顿总统认为她善解人意，在复杂情况下也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奥尔布赖特面对办公室之间的政治和钩心斗角十分老练，小心从事；在白宫做宣传时，她从不喧宾夺主；在一些高级政策会议上，她也不怎么发言，有人曾告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在一起，除了没有恐惧感外，就像和霍尔布鲁克在一起一样。”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接·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肩负心碎婚姻和神圣的政治使命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以她令人敬畏的政治声望而为世人所熟知，但在本人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她却真实记录了当年丈夫弃她而去，投入一名“漂亮的年轻女人”怀抱时，她本人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婚姻的破裂彻底粉碎了奥尔布赖特的自信心，随之破灭的还有她成为一位美国最完美无缺妻子和母亲的梦想。
奥尔布赖特的生命轨迹是：在战时的欧洲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50年代在美国进入成年，嫁给一个有钱但缺乏同情心的丈夫。在多年的工作中，像无数上班族母亲一样，她也曾为在家庭和工作、职业和个人爱好之间求得平衡而绞尽脑汁。奥尔布赖特曾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活，一个由父母爱心所编织的安全屏障，一段温馨舒适富有节奏感的婚姻生活，也曾经有过养育孩子的欢乐与麻烦，产下死胎时痛入骨髓的悲伤，因父母去世而感到的那种空虚，离异的痛苦和愤怒，这一切的一切，她全都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感情上的挫折才使她得到了彻底解放，从而燃烧起她的强烈抱负，激励她进入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鲜为人知的是，奥尔布赖特的婚姻媒人是“媒体”，1959年，奥尔布赖特结束了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读书生活，同一年，她在美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上刊登了订婚的广告。并且附带刊登了一张奥尔布赖特的照片:入时的齐耳短发，宽宽的颧骨，甜甜的笑容”。当时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一名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的主席”。在求学的同时，大约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二年级时，奥尔布赖特到《丹佛邮报》实习，这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爱慕的男友，一位衣冠楚楚、满头黑发的年轻人，一位家族报业帝国的继承人。两人结婚后，奥尔布赖特共生育了3个女儿，并且在家中照看孩子。她在家中照看3个孩子的同时，还刻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为此，她付出的努力是艰巨的：每天清晨4点半她就得起床读书。
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后，就与约瑟夫结婚了。她说，当时自己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只不过是新篇章的开始”。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两人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在她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婴儿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随着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涉足政界，从最初民主党的一个筹款人干起，直到进入了白宫。在1978年初入白宫时，奥尔布赖特为她的老师、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工作。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后，奥尔布赖特转入了学术界。1982年1月，当结束在波兰为期两周的研究访问返回美国时，她接到丈夫“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乔（丈夫的昵称）和我坐在起居室那个带扶手的舒适的大椅子上——我们曾坐在那儿喝过上千次咖啡。乔刚刚从国外出差回家，他说我们必须要谈一谈，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他开口说道：‘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我爱上了别人’。”
45岁的奥尔布赖特从此开始了独身生活。后来她到乔治敦大学担任教授，又开始参与政治，以此来寻求另一种寄托。“与大多数刚刚离婚的人相比，我不得不这样来描述我的生活——艰难。从20岁与乔相识相爱后，我就再也没有注意过别的男人。分别时，乔对我的相貌下的断语曾让我彻底丧失信心，我变得愈发拘谨。我就像个45岁的老姑娘”。虽然奥尔布赖特后来曾与一名同事好过两年，但最后还是友好地分手。奥尔布赖特从此学会了更多依靠自己。“我独自去听音乐会，去听歌剧。我可以一个人只带一本书在饭馆吃饭。”审视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奥尔布赖特问自己：“是我的事业导致了婚姻的失败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我痛恨这个问题，对于那些渴望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一种侮辱。”“成为国务卿之后，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离婚，我的事业也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不过对于离婚，我仍然是感到深深的悲哀。如果当时乔能够改变想法，我想我肯定会放弃干事业的任何想法。”
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不可能弃家庭于不顾，她是一位对家庭负责的妻子，一位对子女尽职的母亲，所以只有在婚姻走到尽头、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才能真正放手展露她过人的政治才华。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她富于爱心、感情丰富，这也让她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形成了独特的感召力。她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可对朋友却非常细心，无论作为家庭主妇还是担任要职，她对朋友都一如既往地敞开胸怀，既帮他们摆脱困境也与他们分担忧愁。她是博爱的，她生来就要为这个社会奉献爱心和热情。也正因如此，她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铁腕强权者”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的那位高大、严肃的新办公室主任厄金斯·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的奥尔布赖特打电话，询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饰的平淡口气说，“好的，我会在家等的”。第二天上午9点45分，电话铃响起，奥尔布赖特正式得知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下一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就告诉她的朋友们，就职那一天她会穿红色的衣服。
克林顿曾说:“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政治，是一种要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游戏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都是由那些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来决定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师，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备受人们尊敬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勋爵曾经起草过一份关于奥尔布赖特的专稿，他明确地写道，“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能够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势，从中提炼清晰的观点”。
尽管奥尔布赖特并不像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一个幻想家，同时也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那样的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的白宫班子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教授过外交政策课程，曾代表美国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她这种个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也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评价道，“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从1990年初次相识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好朋友。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且仍是连接代与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能融入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间获得更好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板）以及国务卿埃接蒙·马斯基(也正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间的友谊纽带。后来，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而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战区与战区、婚姻与个人、学界与政界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认为是美国蓄意进行轰炸。奥尔布赖特为此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却找不到他本人。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当时，助理国务卿皮克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加上罗斯顿将军和几个随从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她曾先后5次访华。她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但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进行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她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对不会在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台湾也绝对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她认为，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常处于世界“热点”中，但它却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奥尔布赖特说，邓小平曾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实现统一。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了，美国不能忽视她，但也很难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的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当期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关系将塑造未来世界之命运，但如果托克威尔在21世纪能够重临世界的话，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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