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耆宿文坛侠客陈冷(陈景韩)其人其事

　　报界耆宿，文坛侠客陈冷（陈景韩）其人其事

　　现代文坛上曾有一段趣谈。钱玄同年轻时曾语出惊人——“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杀”。于是他过四十岁生日时，许多文人好友都给他送来了挽联，以示调侃。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过四十者杀”的创意，是始于陈冷（陈景韩）的“年过五十者杀”。陈冷在1904年的侠客小说《刀余生传》中以极端决绝的姿态谱写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谱”，列出28类可杀的人，“年过五十者杀”赫然名列第三。

　　说起陈冷，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与文学史的人都略知一二，他是清末民初报业和文坛上的激进派，是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的开路先锋。至少从上个世纪初至20年代末，只要翻开《时报》和《申报》，每天都可以看到一篇他的时评，犀利峻冷、短峭活泼，猛烈抨击丑恶势力和国民性痼疾。当时人把他比作伦敦《泰晤士报》的狄雷（John T Delane,1817—1879），认为我国读者不可不读陈冷的时评，犹如英国读者不可不看狄雷的评论。

　　陈冷同时还是颇负盛名的小说家和翻译家。他率先在日报上刊载微型小说，创作“横截面”式小说，是中国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之人。与包天笑合编《小说时报》并编辑《新新小说》时期，他尝试了多种小说题材和文学体裁的翻译和创作，是翻译“虚无党”小说和侦探小说最早、用力最勤的作家之一，创作了一系列“侠客小说”，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祖。1904年至1915年，各小说杂志争相刊登他或译或著的小说，把刊登他的小说作为杂志营销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一度对陈冷非常仰慕，多次请他登庐山，讲解《孙子兵法》。每次到上海，也必定请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1931年，陈冷从《申报》辞职，国民党当局曾力邀他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及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等职,但他不愿成为陈布雷和张季鸾那样的御用文人和高级幕僚，均谢绝。

　　陈冷在其生前可算是大名鼎鼎，但随着时代的巨潮后浪推前浪，关于他的历史记忆也似乎渐行渐远渐无声了。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寥落零星，他也没有留下坦情露性的日记、回忆录、散文之类，除了包天笑与郑逸梅两位过往并不甚密的“文字知己”外，熟知他的人都没有留下回忆性的文章。尽管如此，在对他的文字持续近两年的细致阅读过程中，这位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老报人形象还是在笔者眼前逐渐清晰和鲜活起来。

　　三十功名尽报业，守正不阿显本色

　　陈冷（1878—1965），1878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名景韩、景寒，笔名冷、冷血、无名、不冷、华生、新中国之废物等。父亲陈菊生是私塾先生，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科举功名是当时读书人的普遍选择，他也理所当然地考虑过这条出路，并中了秀才。但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变革的气息，不愿固守陈规，希望寻找到别样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1897年，经好友钮永建介绍，陈冷进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昌武备学堂，接受新式科学和军事知识的教育，并初步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后来还加入秘密的民间革命会党，受到张之洞的通缉。经过父亲和姐夫雷奋的四处奔走及松江士绅的极力疏通，张之洞这才放过他，只是开除学籍而没有严厉制裁。1899年，他随姐夫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1901年参加同盟会，1902年回国，进入革命党人戢翼翚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月刊做编辑。

　　1904年春，罗孝高和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陈冷被聘为主笔。当时《时报》的实际投资者是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的意思是把《时报》办成自己党派的喉舌，但是作为一个职业报人，陈冷强调的是报纸的独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舆论的良心”，不为党派势力所左右，所以在实际的办报过程中，他多次劝说狄楚青摒弃党见，独立办报。

　　梁启超对于狄楚青的“转向”强烈不满，对陈冷则尤为愤恨，在1906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道：“楚卿信任陈景韩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实非吾党，孝高亦袒此人，怪极。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语气之怨愤俨然已将陈冷视为仇敌。其实，他二人早就结下过“梁子”。早在1900年7月，陈冷与梁启超见面并会谈，但由于当时的政见不同，陈冷倾向革命，而梁启超主张立宪与改良，所以俩人并没有进一步的交往。非但没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笔仗来。1903年2月2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出版未久的《大陆》作了评论，认为“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虽铺张扬厉，其价值自为识者所共见也”。《大陆》对此大为恼火，接连刊出5篇反驳文章，不断地对康、梁进行人身攻击，极尽丑化诋毁。陈冷是1903年《大陆》报主笔之一，大概脱不了攻击梁启超的嫌疑。此外，陈冷提倡的侠客、刺客精神也显然与梁启超的言行多变异趣，1905年他写了六回的《刺客谈》，讥讽了康梁空洞的论说和在现实中的畏葸，把他们描绘得如同跳梁小丑，把“圣人”刻画成到处招摇撞骗的人物，说其徒弟不过是“一班无行文人，败类子弟”。“新仇旧恨”夹杂在一起，无怪乎梁启超对陈冷“深恨”了。

　　说来有趣，俩人不但政见不同，连文风都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清末民初文坛上流行两种不同的文风，一为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民体”，一是陈冷犀利峭冷的“冷血体”。不仅文风截然不同，连笔名也有较劲的意味，梁启超叫“中国之新民”，而陈冷偏偏要叫“新中国之废物”，一热一冷也反衬出二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但是政见的不同，并不代表办报理念的不同。对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以报纸为利器，批评时政、开启民智”的做法和思路陈冷是赞同的，从实际办报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陈冷是梁启超报业思想的积极且成功的实践者。或许陈冷对梁启超的态度正像阮籍对于儒教那样，心中是认同梁启超的报业思想的，只是鉴于梁的思想多变，不能完全言行一致，故对于其人采取漠然态度。

　　事实证明，狄楚青对陈冷的倚重完全是正确的。在陈冷的大胆改革下，《时报》打破了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替中国报业开了许多先路：分栏分版块报道时事，奠定了现代报纸的基本版面形式；首创“时评”栏目，配合时事抒发议论，被各报纷纷仿效；率先在日报上刊载微型小说，开始了“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因此很快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个宠儿，跻身上海三大报之一。胡适曾饱含深情地回忆过《时报》及陈冷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时报》不仅在国内新闻界独占鳌头，在国外也闯出一片天地，与《中外日报》一道成为在欧洲销售的中文报纸。而《时报》进行营销的一张重要名片就是陈冷“简洁隽冷，令人意远”的短评与小说。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对清末民初文坛的小说，除了林纾的之外，较为关注的就是陈冷的，觉得“有趣”，在后来的翻译和写作上，鲁迅显然受了陈冷文风的影响。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高薪聘请陈冷为主笔。进入《申报》后，陈冷逐渐放弃了文学创作和翻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新闻编辑事业。他在上海新闻界工作了28年，先后作为《时报》和《申报》的掌门人，将两大报分别推到其历史上的巅峰状态，为黯淡的近代中国编辑了两份真正有品质的报纸，对于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同时代的报人曾给予陈冷极高的赞誉。1922年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32年张蕴和的《六十年来之申报》等书、文中都对其赞叹、感佩不已。1947年出版的《上海时人志》这样评价他：“陈冷先生肃穆寡言，头脑冷静，总揽社政，守正不阿，笔苛如剑，尤注意社会黑暗面之揭发。凡大义所在，不为利诱，不为势屈，均能奋勇以赴。《申报》之超然姿态，独立风格，殆先生数十年来孕育葆养所致。左右以其资望日隆，力劝从政，而先生唯置一笑，仍坚守其新闻岗位不懈。嘻，如先生者，亦大足风世已！”

　　从当时人们对陈冷的推崇，可以想见他当年在报界的影响力。在中国新闻界还处于垦荒时代，他以鲜明的办报宗旨、勤恳的耕耘、别出心裁的创意，及对社会独特深刻的洞察力，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舆论界的权威之一。陈冷于1929年冬辞职《申报》，退隐江湖，到江浙财阀所属的中兴煤矿去任总经理。其年52岁，也算是自动实践了“年过五十者杀”的救国设想。

　　外显魏晋风度，内则侠义心肠

　　由包天笑和郑逸梅忆及的陈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世说新语》里“任诞”、“简傲”一类的人物，狷介傲然，不谐世俗，在当时诗酒挟妓的上海文坛显得“另类”且我行我素，“脾气古怪而突兀”，然而他的内心却存有扶危济困的“侠”气与担当社会重任的道义。兹有几事，颇可证明其“怪”。

　　留日期间，陈冷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他剪去辫子，信仰基督教。回国后，依然保持西式生活方式，据包天笑回忆，1904年左右，上海穿西装的人还很少，大家拖一条辫子，全《时报》馆只有陈冷一人剪了辫子，穿了西装。陈冷喜欢骑脚踏车，不坐人力车，随心所欲，往来如飞。安静时口衔烟斗，脚踏在书桌上，作静默构思状，包天笑问他是从福尔摩斯那里学来的吗，他也不理。《中国报学史》登有陈冷的一张照片，西服领带，长筒皮靴，立于脚踏车旁，很摩登的样子。年轻时代的他的确是洋派气味十足的人，喜欢拍照、养狗、拳击、打靶等等，这在一般文人中还是罕见的。

　　陈冷与包天笑同处一个编辑室，两人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类报纸、信函、杂件，待要清理时，包天笑往往迟疑不决，陈冷却看也不看，把桌上的东西，双手捧起，统统扔到纸篓里。包天笑问他“这一件应当留着吧”他说“不要！不要！留此徒乱人意”。

　　一日，在《时报》息楼里，林康侯和雷奋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的，一个要给，一个不要。恰巧陈冷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随后掂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茶房下去拾取时，早已没了。陈冷说：“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如此干脆利落的处世风格，他在时评中多次大力提倡。

　　包天笑在《时报》上连载《空谷兰》时，往往被迫当天交货。正译写到“两女争斗，抢夺一个药瓶”时，恰巧他有个侄女在医院里病死了，他急欲料理丧事，便把《空谷兰》的日文原本交给了陈冷，请他代译一段。谁知陈冷不看原文自作主张，把两女相斗时这个药瓶掷在地上打破了，而这药瓶在原文中是用来救一个孩子的命的。包天笑说陈冷就是有这种怪脾气，他也曾译一部日文小说，已译了大半部，不高兴译了，弄出一条狗来，把书中那个主角咬死了。包天笑骇问何故，陈冷说：“他也不是好人，死了就结束了。”

　　陈冷青壮年时代常常出外旅行，有些“任侠”的洒脱气度。有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幸而狄楚青接到邮局寄来一封信，却从东三省寄来的，他一人遨游于白山黑水之间去了。

　　可以说，陈冷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至少是喜欢标新立异、我行我素的，青年时代甚或有些张扬，不够低调。正因为此，他才在留日前有革命倾向，甚至有被通缉的危险。陈冷个性中的“不安分”贯穿其一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青年时代因不满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革命倾向；中年以笔为旗，在报业疆场对抗一切有碍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黑暗势力；晚年到中兴煤矿任总经理，实践自己一直提倡的“实业救国”的理想。恰恰是他的这种上下求索的“不安分”，给近代中国报业带来了活力与惊喜，也正是因为他的不随俗流、洒脱个性，才能使时评在他笔下丰富多彩、血肉丰满。怪异的个性也显现在他的创作和翻译中，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虚无党”小说，创作武侠小说，正是因为他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了自己，从而寄寓“任侠”的情怀与救世的热忱。

　　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陈冷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亦不到贺。大概他认为丧庆之事属于个人的事情，亦是怕客套与寒暄吧，但在外人看来难免不识世情，冷漠自私。对于他的“冷”，也有两个小故事。

　　陈冷和包天笑都在上海城东女学义务教过书，学生们无论怎样调皮，包天笑都能与之和睦相处，而陈冷则常常骂得学生垂泪，他自己也撅起嘴唇，面相很觉难看，所以陈冷上课，学生不敢多说话，背后却骂他“冷血动物”（笔名为冷血）。

　　还有一事更能说明陈冷的“冷”。他和包天笑同事了若干年，后来两人各任其他工作，睽违了近二十寒暑。一次园艺家黄岳渊邀客欣赏他所培植的名菊，两人在黄氏园中相遇。朋友们认为陈冷虽沉默寡言，一旦遇到二十年不见的老友，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不料天笑招呼了他，他略点头，仅说了一句话：“久违了！”天笑也只好回答他：“久违久违！”两人便相对无言了。不知道的，以为他们两人有些仇隙，实则两人是很莫逆的。

　　当然性格并不等于品质。陈冷笔名为冷、冷血，但是对于国家、工作乃至人生他实则是心热于内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为缓和舆论氛围，其心腹郑汝成胁迫性地宴请报界名流，大家推举陈冷坐于首座。陈冷平素沉默，终席不发一言，那天却向郑氏发问：“我国究属须若干年，始得和日本一战？”能在强权者的“鸿门宴”上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唱反调，让主人难堪、下不来台，这分明是公开向强权挑衅。一个平素沉默的人，却能在刀尖上说话，已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佛的救世情怀了。

　　对于工作，他更是以“献身”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报业持久的热情。《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的编者评价他：“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新闻事业以外一切谢绝。”在《申报二万号纪念感言》中，他自己也深情地感慨道：“每号之中，无一不有点点心头之血，蕴于其内”。多年的职业习惯渐渐浸润形成他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坚忍、负重、坚持不懈，就像鲁迅《故事新编》里的大禹，忠诚、苦干、不苟言笑，又满怀热忱。

　　对于人世他更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热”。陈冷到《申报》后，史量才每月给他三百元的优厚待遇，因此他的经济比较宽裕。当时，史量才等人都买了汽车，而他却在深夜下班后坐出租汽车回寓所。那时出租汽车常出车祸，许多朋友都劝他“与其天天冒这种危险，何不自己买部专车？”他幽默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那时“云飞”出租汽车每二十分钟要价一元钱，雇车人还得另外付给司机二角钱的“小账”。陈冷坐车可从来不付“小账”，司机因他是老主顾，也从不索要。有一天，车在他的寓所门口停下后，司机对他说：“陈先生，明晚我要回家办婚事，不能来接您了。”陈冷点点头，要他略停片刻，返身入内，数分钟后，他把五十元钱塞给司机，以示祝贺，算是一笔不寻常的“小账”。对于他人的帮助与祝福，陈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不做面子工夫，不哗众取宠，本色待人，不介意外在评价与褒贬，单从这一点就可看出陈冷为人不媚俗、不做作、不卖弄，是个本色真纯之人。

　　包天笑这样评价陈冷：“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好自立异，或者出于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士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于人”。“志士高尚”在他26年为真理和正义而写的时评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他虽怪异，却也以“冷漠”的方式显现着品质的高尚，同时，“冷漠”的背后是淡泊名利、少欲豁达的生活哲学。

　　淡泊名利“舍得”间，

　　是非功过任评说

　　《时报》时期，沪杭铁路曾招待陈冷等人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走一段路，早晨天凉，陈冷穿了件夹大衣，走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的一个朋友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陈冷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正在错愕间，他说：“给你！给你！”而后扬长而去。这样洒脱为人的侠者风范实际是他少欲无求的生活哲学的外显。他在1928年写过一篇时评《人生问题》，其中揭示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尝譬之人生于世也，无异出游而携行李。所携之行李多，则受累，而需人相助；所携之行李少，则不特一己者可自提携，而无须人助，且可出其余力以助他人。夫所谓人生之行李者，何也？嗜欲、奢侈、荣华、尊严、姬妾之众、子女之多、使役趋奉之徒之广，以及一切虚荣之心、好名之念，凡非已力所及、勉强以行之者，皆受累之物也。”正是本着这种通脱、懂得“舍得”的人生态度，陈冷才能在各种政治诱惑面前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独立求真的报人本色。

　　对于功名利禄之事，陈冷淡然处之，他为事为人追求是否有益于其事其人，而不在乎别人知与不知。他曾在时评《功》中表露自己的功名观：“真心为国为民者不必人知而为之，为之之后仍不必令人知之。”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介怀于他人评价、只顾闷头苦干的人生观，导致了其性格“冷漠”的假象。也恰是因为不介意世俗荣辱的“冷漠”造就了他豁达的心胸，随性自适的逸然风度。

　　1946年，《申报》由国民党CC系统掌握，请陈冷续主报事，他希望恢复《申报》原有的主张和民间色彩，但被国民党CC系统掌握的《申报》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他再次脱离《申报》。该报却在报头下标着总编辑陈景韩之名，每月打一支票，致送薪金。他把支票壁还，但是报上仍刊载他的姓名，有人劝他和该报交涉，他说：“世间同姓名的很多，《申报》的陈景韩，可能是另一陈景韩，和我陈景韩无涉”，一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姿态。正因他对名利的淡泊态度，才能在结识蒋介石后依然保持君子风范，与之淡然交往，不因知遇之感而改变纯粹文人的处事底线。

　　1927年后，在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陈冷感到《申报》似乎处于三夹板中，他的理想越来越萎缩，办事越来越谨慎，他一直坚持独立办报，但言论方面却长期处在被各种力量左右、朝秦暮楚、无所适从的苦楚中。由于办报时愈感力不从心，左右难以逢源，以及多年职业习惯导致的人生疲惫感，他告别《申报》。对于他1930年离开报界，当上中兴煤矿经理的晚年选择，回忆文章都所谈甚少，唯有《申报》老报人孙恩霖提及，说他“周旋于达官贵人之中，不再是个局外人，而是个同流者了”。是否确实，因史料缺乏，无从稽考，但从陈冷一贯的性格来推测，挂上高收入的闲职并非想“同流”，很可能只是“大隐隐于朝”的一种表达。一个人的性格发生大的变化，通常是由于生活中发生大的变故、思想变迁所致。陈冷的生活并未发生大的变故或威胁，“突变”的可能性很小。拒绝成为蒋的御用文人，又拒绝成为已被国民党CC系统掌握的《申报》的总编辑，足以证明他始终保持着“刚正不阿”的品性，加之他随性自然，不俯仰随俗、近于冷漠的性格，更难以让人相信他会周旋于达官贵人之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陈冷晚年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我们应该抱以充分的理解。

　　毋庸讳言，陈冷在新闻界是当之无愧“无冕之王”，在小说界是辛劳耕耘的“园艺师”，而在人格上，或许他更像一位侠客或战士。虽然后人对于他的关注如其笔名一样始终没有“热”起来，但他的报业精神与小说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或许这对淡泊名利、置他人评说于不顾的陈冷算是最好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