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

　　『对不起，谢谢！』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

　　文/张昌华

　　中外联姻，在现当代中国已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他们大多因缘际会萌情生爱，或志趣相投亲密结缡，或功利所趋勉为夫妻，情况复杂。人生伴侣，“旅”到一半分道扬镳者不乏其人。既彼此忠于爱情，又相投于事业，且在事业上卓有建树、患难与共、白头偕老者，凤毛麟角也。戴乃迭与杨宪益堪称珠联璧合的典范。

　　戴乃迭，原名Gladys B. Tayler，婚后易名为Gladys Yang，于1919年生于北京一传教士家庭。

其父J.B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上世纪初到中国传教，曾任燕京大学首任经济系主任，并负责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学）事务；后又帮助中国创建工合组织（CIC），致力于赈荒救灾工作。母亲塞琳娜是传教士兼教师。戴乃迭行四，上有三个兄姐，下有一个弟弟。

　　戴乃迭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春节的庙会，元宵的花灯，清明的风筝，以及花轿、人力车、胡同和小金鱼，特别是那拉煤进城的骆驼队的悦耳的驼铃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戴乃迭家境优渥，在抽屉胡同有座玲珑别致的小四合院，北戴河海边还有栋小别墅。夏日她与姐弟们在海滩数脚印或骑毛驴游戏；冬日到燕京大学的湖面上溜冰玩耍。某日，戴乃迭与姐姐骑着童车在马路上玩耍时，被几个好奇的大兵围住，向他们发问、逗乐。母亲为此深感不安，于1926年带着儿女们返回英国。

　　戴乃迭在柴郡先读一年小学后，入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学校当了10年寄宿生。她的功课很出色，曾荣获一项国家奖学金。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B，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

　　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自结识杨宪益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两位异国青年日后在翻译界（中译英）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是时，他们合作译出了《离骚》。戴乃迭说：“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

　　1940年某日，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的宿舍中开了一个早餐会，正式宣布他与戴乃迭订婚的消息。

　　此前，戴乃迭的母亲已知女儿与一中国青年谈恋爱，明确表示反对。她召回正在巴黎度假的女儿，严正警告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并预言：他们的婚姻不会持续4年。戴乃迭是位有独立主见的女性，不为母亲的告诫所动。倒是父亲老泰勒开明、豁达。他知道后，为两个年轻人祝福，但仍告诫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中国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可以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

　　1940年杨戴二人由沈从文、吴宓推荐，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决定回国。戴乃迭在办签证时遇到了点小麻烦。

　　签证官员问：“你一个年仅21岁的姑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中国？”

　　“我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我有合约。”

　　“你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

　　“我跟一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你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了两位太太呢？那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官员这才放下心来，给戴乃迭办了签证。

　　是年夏，他们经加拿大到香港。那时因战争故货币贬值，杨家已败落。杨宪益发现自己一夜间成了穷人，路费还是向准岳母借的。到了香港他们已囊空如洗，困居数周后，准备变卖行李结账。幸得戴乐仁的旧友陈翰笙博士周济，才于中秋之夜飞抵重庆，与逃难抵渝的杨母团聚。

　　杨母徐剑若租住的是中央大学罗家伦的房子。她本反对儿子与洋人结婚，但与戴乃迭相处一段时日后，觉得戴乃迭通情达理，十分贤惠，便接纳了。罗家伦爱才，听说杨宪益要到西南联大，便动员他们到中央大学教书。杨母担心儿子到昆明后的安全，也希望他们留下。他们夫妇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国，杨宪益夫妇很不适应，杨宪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风格处世，“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杨宪益在自传中如是说。一次有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说,她从来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这使她想起纳粹的盖世太保。这话传到学校当局耳中，当时的英语系主任张沅长（罗家伦内弟）怀疑她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要不，一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郎，决不会下嫁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学校当局乘他们夫妇上课的当儿，多次秘密搜查他们的住所。

　　第二年夏天，学校拒聘戴乃迭。戴乃迭晚年在她未完成的自传里说：“数年之后，已经解放了，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更名为南京大学。学校里发现一张黑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还有小注——‘英国共产党员’。这让我的同事们又是惊讶，又觉得好笑。”（1950年前后戴乃迭在南京大学执教）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杨的大妹妹杨敏如与罗沛霖在重庆同时举行婚礼，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留英派）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同为理事），也被邀请。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我们俩是席中唯一的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说：“‘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婉拒。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亲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绍她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齐鲁大学校长易人，原聘书作废，不得不去条件更艰苦、薪金更微薄的光华大学。儿子是1942年8月出生的，杨宪益为其取名“烨”，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戴乃迭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乃迭不会抱孩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着烟卷，可怜啦，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着睡觉的。那两年，他们夫妇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上倒腾了七八次之多，杨宪益还当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人质。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走翻译之路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10月，大女儿杨荧出生。1946年秋，杨宪益夫妇随编译馆迁往南京。船过三峡，人倒安然，只是行李船翻船，他们的行李与七八箱由伦敦带到香港，又由香港辗转带到重庆的珍贵藏书，全部付之流水。漂荡了17个昼夜始到南京。杨宪益另在杭立武组织的中英文化协会兼差，同时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戴乃迭也兼职教书。他们用积蓄在傅厚岗买了一处房子，生活这才稳定下来。

　　1949年南京解放。杨宪益此时已是民革南京市负责人之一，后被任命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为新政权勤奋工作，夜以继日，对戴乃迭缺少应有的关怀和呵护；甚至连第三个孩子出生，戴乃迭住院，杨宪益也无暇顾及，照料3个孩子的重担全部压在戴乃迭的肩上。戴乃迭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期间，正值抗美援朝，学校浓厚的反帝国主义氛围，使美、英籍人士在政治上感到压抑。戴乃迭的处境与当时的杨宪益形成鲜明对比，这使背井离乡的戴乃迭多少感到有点寂寞。即令如此，在政府号召捐献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时，戴乃迭仍积极参加。她与杨宪益共同捐了一架飞机，当钱不够时，戴乃迭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以至戴乃迭去世后，女儿在清点母亲遗物时竟没有发现一件“祖传饰物”，连一枚戒指也没有！

　　1951年北京来了一纸调令，欲调戴乃迭、杨宪益到北京的“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杨宪益想到复旦大学搞学术研究，拒绝了。

　　1952年夏，北京又来一纸调令，作为“政治任务”，戴乃迭与杨宪益被征调进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到京不久，他们又被抽调为宋庆龄编辑英文版《为新中国而奋斗》。事后，宋庆龄还亲自签名题赠戴乃迭、杨宪益一册致谢。这以后，他们夫妇在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麾下，尽心尽力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工资高达同事的五六倍之多，生活优裕。那些年他们的身心是愉悦的。

　　1957年反右，杨宪益虽“幸免”，但后来仍被称为“漏网右派”。他们夫妇一直是外文局的业务中坚，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重与礼遇。五六十年代（“文革”前）他们中译英的古典、现代名著的篇目如列表，可长达数页；而这些译作都是从不拿稿酬或版税的，他们也无怨言。

　　戴乃迭不喜欢政治，但她思想敏锐，性格直率。正因如此，她在不经意中开罪了外文局的领导，政治上受到怀疑。一是1959年彭德怀“出事”，一般群众不知。戴乃迭也是从外报获悉后给领导写信提意见：“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儿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另一件是1965年左右，个人崇拜日甚。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许多亚非拉人民对毛泽东的颂歌，戴乃迭奉命翻译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了批语：“childish!”（幼稚！）这在当时越来越“左”的政治气氛下是犯大忌的。最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整理成“纪要”。1966年4月，中共中央将“纪要”批发全党。戴乃迭受命翻译，刊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戴乃迭译完后又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了领导。批语大意为：“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当时《中国文学》的领导见了大惊失色。“他们把这个‘烫手’的批语‘压下来了’。”戴的同事吴某认为，“戴乃迭的这个‘现行反革命行为’和她日后的被捕有关系。”

　　“文革”烽烟四起。1966年7月，杨宪益在外文局被“揪”了出来，因4首“反诗”和“反动言行”，成为外文局“第一罪人”和“牛鬼蛇神”，被挂牌、游街，被迫站在用三张饭桌叠起来的高端接受批斗。那是提倡“六亲不认”的年代，儿女们与他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他在家里也得不到温暖。杨宪益成了社会的“弃儿”，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产生了幻觉。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杨宪益在单位的任务是扫厕所、拉煤渣。

　　1968年4月27日，晚饭后杨宪益与戴乃迭照例对饮。戴乃迭喝足睡了，杨宪益尚未尽量，夜11时，酒喝到一半的杨宪益被传唤到外文局大楼，在办公室里被捕。他在“同意”搜查的文件上签了字，10分钟后，另一拨公安人员进入杨宅，叫醒了戴乃迭。戴乃迭在《我的狱中生活》中说：“两个公安，一男一女，把我弄醒。命令我起床，搜查房间，把我铐上。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自己清楚。’‘我不清楚。’我回答。他们押着我，拿上洗脸盆、洗漱用品、换洗衣服，用吉普车把我送进监狱……”由此，戴乃迭开始了她整整4年的铁窗生涯。

　　在狱中，戴乃迭最担心的是她的3个孩子。她唯一的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后来，能读到美国的左翼刊物。当她看到美国犯人在监狱中可以与家人通信、放风时，十分愤慨，在本子上写：“我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看守问：“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的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戴乃迭答：“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斥她“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于是她有了本英文版的《资本论》。

　　狱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至戴乃迭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她是独囚，没有人同她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或背诗；或用牙刷刷监狱的墙壁，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光。狱中的戴乃迭仍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一次送饭者给她送来土豆（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很少能吃到），问她：“你喜欢吃吗？”戴乃迭说“喜欢”。那人便每天给她送。她很感谢这位普通中国人的善良。身陷囹圄的戴乃迭特别喜欢提审，因为她太寂寞，渴望与人交流，哪怕是在公堂上。

　　戴乃迭生前从未与人谈及狱中生活。这段狱中生活记录，是她去世后杨宪益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的一份英文讲稿，写于1992年他俩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据杨宪益回忆，戴乃迭后来没有发表演讲。这是目前所见戴乃迭狱中生活唯一的自述。

　　1972年五一节前夕，杨宪益出狱。5天后，戴乃迭被释放。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1972年5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颓废的毛病。’宪益说：‘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杨宪益、戴乃迭出狱了，自然是无罪释放。但在背后戴乃迭的亲人有着怎样艰苦的努力与奋争，世人鲜知。

　　戴乃迭的胞姐希尔达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即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催请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此外她还在英国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吁请中国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签名。

　　原信如下：

　　为戴乃迭女士致周恩来总理联名信

　　英国公民戴乃迭在中国音讯全无，已达3年。我们——以下签名者——请求贵国政府允许她与其英国亲属通信。

　　戴乃迭的家人已经通过英国外事处，以及她姐姐和哥哥的议员代表——约翰·高斯特先生和马克·伍德纳先生，多次要求了解她的消息。近来的官方消息说她“安然在世”，固然令人欣慰，但我们仍然焦急盼望着她能早日得到许可，与家人重新取得联系。

　　姓名　地址　职业

　　注：这封请愿书由全国范围内的近两万人签名，后来送交伦敦的中国事务处。

　　希尔达

　　此前，即1968年4月，戴乃迭突然中断与87岁高龄老母的联系，母亲心忧如焚。无奈之下，她用中文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她在中国生活了30年，懂中文），“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措辞“非常机智和得体”，“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然而直至塞琳娜去世，此事也无结果。

　　1971年至1972年间，英国媒体以《英国女士突然沉默》等为题，对戴乃迭作了连续报道。在多方努力之下，戴乃迭终获自由。真相如何？戴乃迭是间谍吗？数年后，《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对“清队”运动作了下述结论：“经过几年来的复查工作证明，外文局在清队中受审查的同志没有走资派，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里通外国分子，没有一个阶级敌人。”

　　戴乃迭爱杨宪益“终身不悔”，始终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但在对子女的教育与关怀上还是有遗憾的。3个孩子都因父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受到社会的歧视，遭到不公的待遇。用小女儿杨炽的话说，他们是在“夹缝中求生”，提心吊胆地过日子。1969年远在吉林农村插队的杨炽回京过春节，已无亲可探，无家可归。她先住同学家，后到在京的唯一亲戚大姑杨敏如家，徘徊在姑姑家门口，左思右想不敢进门，怕被怀疑“黑串联”，祸及亲戚。在举目无亲之际，不得不提着小包到河北沧州去找姐姐杨荧……

　　杨宪益、戴乃迭出狱后，孩子们回家了，但心情是复杂、难堪的。杨炽后来说：“我们开始回来觉得有点别扭。因为——虽然我也没有到哪儿去揭发过他们，或者跟他们表示什么划清界限，但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事实。可是现在又好了，他们又没事了……反正有点别扭。”

　　然而亲情是割不断的。70年代末那几年，戴乃迭与杨宪益把主要精力用在挽回失去的亲情上，他们将3个孩子先后调回北京，又费尽心血为两个女儿操办婚事，想尽办法让她们出国留学，希望以此来弥补孩子们被耽误的青春，求得己心的宁静。但效果并不理想，“我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但后来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又都离了婚。两人都前往美国深造。”“杨荧先学的机械工程，后来改学语言学；杨炽念的是亚述学。”时下，杨荧在哈佛教中文，杨炽回国在大学任教，嫁给了一加拿大学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最叫戴乃迭撕心裂肺的是儿子杨烨，他的精神疾病不断加重，以致发生了悲剧。

　　杨烨秉承父母智慧的遗传，本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60年代初报考北大未被录取，后就读北工大。在那阶级斗争日炽的年代，杨烨的思想日益变“左”。杨宪益说“他是个极左派”。“文革”初期，杨烨全身心投入，真心诚意造反。他自购油印机，印发红卫兵运动材料，一腔热血要“彻底埋葬旧世界”。他回家自发“破四旧”，与父亲划清界限。

　　他曾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人一起受时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委托到南京调查“好派”、“屁派”。周荣鑫被江青点名而倒台后，杨烨也随之背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5.16分子”等罪名。后来父母双双被捕，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北鄂城一小农机厂工作。

　　因杨烨长得像外国人，曾因“被人诬陷偷听敌台”而受审查。“把他的钟表都拆了，把他的被子都拆了，防止有特务活动”。杨烨本是一个积极向上、生性活跃、酷爱体育活动的青年。他上中学时参加国防体育活动，跳伞、骑摩托车、旗语、发报，样样在行。在厂里工作时，要求妹妹杨炽寄书给他。杨炽给他寄了一箱子书，其中有一本名为《摩尔密码》的小册子，被单位发现，“就认为这是特务活动”的一个证据。另有某次寄信，他把一张印有某头像的邮票贴倒了；又因工作关系撕墙上标语时，恰恰撕掉了某个伟人的名字。这都是现行反革命的“罪证”。

　　杨烨开始多疑，旋又自闭，行为越来越怪异：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洗脸，不换衣服，不见人，甚而不吃饭。他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要做一个自由的外国人。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跟家里人交谈都用英语。杨宪益不能容忍儿子由“极左”一下跳到“极右”，骂他“浑蛋！”两人对立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疯狂的杨烨屡闯英国驻华使馆没有成功，后持母亲戴乃迭的护照成功闯入，但又被使馆“送回”，被公安局拘留。反反复复，进进出出，戴乃迭、杨宪益被搅得焦头烂额。医生也建议，此类病人如能顺从他的意志，对其恢复健康有益。遂申请出国。此事惊动了周恩来。1975年杨烨被批准赴英。戴乃迭把儿子送到姐姐希尔达家休养。据杨烨的大姑杨敏如说，他走时带着他的共青团证和毛主席像。

　　杨烨一心要变为外国人，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好友菲力克斯·格林。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用的是干爹的姓，连墓碑上刻的也是David Green（1942—1979）。在英国他一直住在姨妈希尔达家。姨妈为他整理房间，他会留条“谢谢！”但他不接受姨妈的经济资助。悲哀的是他始终不能适应英国的生活，特别是在咖啡馆之类的公共场所，一见到中国人就逃，怕被抓回去，始终无法摆脱恐惧的阴影。他名“烨”，命中有“火”，终在火中涅槃了——1979年1月6日，他反锁了自己的居室门，给自己浇上汽油，自焚。他当时的头脑应该是清楚的，他选择在姨妈出门前几分钟的那一刻点火，这样才不至于烧毁整栋楼。杨宪益在自传中悲哀地写道：“我们儿子的死是我们两人遭受最为惨痛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乃迭更是如此。在这以后，她的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

　　儿子的死，把戴乃迭重又推下地狱，特别是被母亲当年不幸言中。戴乃迭失去了光华（烨），从此生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郁郁寡欢。她一面发疯似地工作，希望在打字机的嗒嗒声中忘却烦恼；一面以烟酒为友，在袅袅的烟雾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晚年，她的神志已不清楚，继而呆痴。杨宪益谢绝一切交游，朝夕相伴，陪她度完悲怆的最后岁月。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这位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译界泰斗”，在“我的两个祖国”之一的中国的土地上，步完了她的人生之旅，终年79岁。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十分悲痛，以诗遣怀，悼诗曰：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戴乃迭是一位非常平实的女性，她为中国服务了一辈子，在《自传》中淡淡地写道：“不同于许多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戴乃迭是一个有独立见解、正直的人，是一个热爱生活、关爱朋友的人，是位热爱中国的友邦人士。戴乃迭去世后，她的国内外亲友写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怀念文字。

　　杨敏如说：“有一次，我向她谈起想调外地的儿子回京，又苦于没有后门。她问我：‘你不是申请入党了吗？那怎么可以走后门呢？’弄得我哑口无言，十分不好意思。”又有一次，一位身份高贵的外籍华人在她家餐叙，“话间涉及台湾，这位抛出一个词‘Formosa’，时西方习称台湾为‘Formosa’，”戴乃迭听之，“只见她杏眼圆睁，呵斥对方：‘You’ve come back so m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fals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if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 years,how could you be still so reactionary!’”（你回国已多年，怎么还能如此反动！）弄得那位面红耳赤。黄宗江感慨地说她：“真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比共产国际还共产国际！”戴乃迭对朋友是忠诚的，晚年她去看望时已百岁的北大美籍教授鲍勃·温德，温德年事太高，说话失礼（咆哮），戴乃迭仍微笑以对。朋友说看他已无意义，戴乃迭仍坚持常去探视。外甥女画家赵蘅（小姑杨静如之女）认为她“好看得像一幅画”。大姑子杨敏如在悼文中高度颂扬戴乃迭的懿德，夸她有颗“金子的心”。在文末深情又深沉地说：“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